欧洲对孔子学说的需求如此旺盛，当世终于有人尽心竭智笔译《论语》。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国著名汉学家，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42年担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并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在友人王韬、助译黄胜的协助下翻译了《四书》《五经》《诗经》《道德经》《离骚》等中国主要典籍28卷。晚年在牛津大学执教，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上，虽久病缠身，仍日日连续工作十几小时，笔耕不辍。 理雅各译著等身，《论语》并不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部，但若要学会理解并试着欣赏由浸淫中华文化几十年的英国学者所英译的中国古代典籍，语录体散文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在翻译领域，虽然译者大多规避“不可译性”这一令译者倍感无力的问题，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从来都是“画虎画皮难画骨”。一种语言，具备独特的逻辑和魅力，绵延数千年尚能不断发展丰富，本是奇迹，对于世界语言发展亦是件幸事，然而，在翻译领域，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原语的“桎梏”，凭借自己的理解重新编码。一种语言越是独特，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越大，这种“桎梏”就越深，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迷失的真味就越多。失去母语逻辑和魅力支撑的原意，免不了零落的厄运。这也是为何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人打比方太过牵强，联系不强的原因之一。如此，母语是英语的中国通所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大过原著本身；而二者的结合更远非一加一等于二那般简单堆砌，读罢直教人瞥见天外天，悔自家无见识。 除了译文，理雅各还编写了注释，或解词释义，或介绍典故，或说明出处，读来有趣，能解子曰古译的厚重出离之苦。但囿于时代与背景，理雅各的注释亦有不尽不实之处。这也提醒我们，圣人也罢，名宿也好，著作不等于标准，可观可赏，可歌可叹，但是，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东西，不足以奉为圭臬。 翻译亦是如此。翻译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再好的译文都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为凭，理雅各也不例外。但理雅各的可贵之处在于，英译《论语》的学者众多，理雅各虽然只是其中之一，却是最早的一位，个中艰辛实难想象，所以他的译文也最有代表性，显示了第一位投笔译百家的地道英国人的思维和古体英语的味道。后者尤为可贵。汉语不同于英语这种表音文字，汉字的表意象形性与单音节结构能很好地保留并延续意义，使得后世人即便不知其音，也能看懂其意。随着众多古文明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汉语成为唯一一种从古沿用至今的文字，也成为唯一一种在向外国翻译古代书籍时找不到对应文体的“活”语言。若用现代外语来翻译中国古代典籍，免不了“大伤筋骨”。在语言结构和文体的对应方面，理雅各是下了苦功的，所以他本人虽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的译文却更能为中国读者接受，朗朗上口，古朴自然，流动着不需文饰的雅致，既不会让人感觉译得用力过猛，也不会令人觉得功力不足。 从古到今，《论语》都是中国学子的启蒙教材。先人总是一知半解摇头晃脑背那平上去入，今人何幸，能读百年译文，解千年《论语》，交相辉映，方不负古时儒生“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自矜自夸。这一切，实应感佩在战乱流离中仍时刻钻研古籍，生命不息翻译不止的“古籍英译第一人”理雅各。如果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称得上勇敢，那这勇气的来源也只是生存的需要，而理雅各克服万难首译诸子百家的毅力与决心又是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