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继萧何为相国以后，事事无所变更，全部遵循萧何所用旧法。他自己则日夜饮酒作乐，有人向他汇报事情，他也不听，而是叫来人喝酒，直到来人也醉得不能说话为止。相府中有人有小错，曹参也隐匿不言。惠帝听说后，对曹参的做法很不满，便对曹参的儿子说：“回去对你父亲说，作为宰相，天天饮酒，无所事事，怎能治理天下呢？”曹参的儿子回家后，把这番话对父亲说了，曹参听后大怒，用鞭子打了儿子一顿，说天下的事不是该你议论的。曹参上朝后，惠帝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要责打儿子呢？是我让他劝你的。”曹参连忙谢罪，又说：“陛下觉得您与高祖谁圣明英武呢？”惠帝说：“我怎能比得上先帝英明？”曹参又问：“陛下再想想，我与萧何谁更有才干呢？”惠帝说：“我看你也不如萧何。”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各项法令全都制定好了，现在陛下承有天下，我等守臣子职位，遵守成法不使其有失不就行了吗？”曹参为汉相国三年，清静无为，不给百姓增加负担。他死以后，百姓唱道：“萧何为法，耩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当政者清净无为，人民生活安定。

这就是“萧规曹随”成语的由来。后来，人们以“萧规曹随”来比喻后人沿用前人的遗志，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照旧章办事。

客观地看，“萧规曹随”有其合理性的内容。汉朝初期的人们受到秦王朝“禁私学”、“焚诗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极其残暴的统治。战乱之后，以德政治民，宽减刑罚，与民休养生息，是社会各阶级的共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以鼓励自我发展、尽量减少限制为特点的“无为而治”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萧规曹随”正是这种“无为而治”思想的贯彻，是务实精神的具体体现。

汉朝初期的社会发展表明，它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其后在文帝、景帝时期出现的所谓“文景之治”创造了条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萧规曹随”包含着对事物发展的连续性、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具有继承性的认识。曹参继承和坚持了萧何治理国家的律令规章，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今天我们从“萧规曹随”的典故中，同样可获取有益的借鉴。那就是应注重工作的连续性，以及应注重继承中华文明的一切优秀遗产，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人类文化的共同成果。

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本来是一个哲学常识。但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却往往犯常识性错误。诸如，“新官上任三把火”，把前任留下来的思路、政策、规划、措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推倒重来，不顾当地客观条件和财力，挥洒自己的“大手笔”，推出所谓的新思路、新规划，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与众不同。结果，政策朝令夕改，规划反复无常，项目半途而废，遍地是“半拉子”工程，劳民伤财，负债累累，元气大伤，老百姓怨声载道。

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领导干部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善于继承，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所谓善于继承，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为政态度，怀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追求，熟知前任作出的决策与规划，充分吸取其科学合理之处，尽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规划的长期性、措施的有效性，而不是像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那样，好大喜功，标新立异，追求一时的轰动与浮华。

大到一个省、市，小到一个县、乡，都有一个是否善于继承的问题。前任应当打好后任的基，多留财富、少留包袱；后任应当烧好前任的“火”，尊重历史、再接再厉。把握不好这一点，就不能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就难以维护改革发展的成果。只有善于继承，才会少走弯路，才会少花钱多办事，才会获得持续快速发展。眼下各地都在致力城市建设，在城市规划上，应特别强调善于继承，慎之又慎，切忌朝令夕改，瞎折腾，劳民伤财。

下任与上任如何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敏感问题。新任职领导干部，是班子新老交替、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作为班子中的新成员，首要的任务是要着眼全局，从工作需要出发，保持连续性。对前任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对前任尚未完成而又应该完成的工作要一抓到底，自觉地把工作推向前进。班子中的新成员，尤其是党政正职领导，上任后不应轻率匆忙地烧三把火、砍三板斧，应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工作上来，在实际工作中判明是非、考查干部、稳定队伍。要尊重前任的劳动，把前任的基础和新的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对前任的工作规划乃至规章制度，不要轻易地否定，要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只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加以充实和完善。当然还要从实际出发，对一些经过实践证明属于不切合实际的，也应该及时地予以调整，避免不应有的失误。

与此同时，需要清醒地看到“萧规曹随”所存在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事物发展的继承性而否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就会脱离具体条件、教条主义地谈论继承性。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经验告诉我们，领导方略永远有一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不可墨守成规，需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