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就是在矛盾中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点。讲的是不因个别分歧而影响主要方面的求得一致。有时“求同存异”也说成“求大同，存小异”。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领导者协调关系、处理矛盾、通权达变领导艺术的重要形式。

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可以理解为：既不盲目地附和他人的意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又能兼容不同的意见，不要求他人与自己简单地同一；“同而不和”可以理解为：既盲目地迎合与附和他人的意见；只发表相同的意见，不提不同的意见，又只把自己一个人的意见看做为正确的意见，排斥和打击不同的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人。简言之“和而不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而“同而不和”则是一种简单的单一性。孔子所倡导的“和”是承认矛盾对立统一的和，是坚持原则的和，而他所反对的“同”是否认矛盾对立面差异的同，是无原则的苟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包含“求同存异”的含义。

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矛盾的一种基本方法。它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同”就是普遍、共性的一面，“异”是指特殊、个性的一面。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事物的各个方面既有同一性，又有矛盾性。因此，“同”和“异”的存在都是客观的、必要的，求同和存异密切联系、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分割开来。一方面，不能一味盲目求同、排斥异己；另一方面，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为存异而求异，以至于损及求同，改变了“同”的性质。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是基础，失去了“同”的基础，“异”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存异”是为了更好地“求同”，“存异”的前提是“异”无损于“同”，有助于“求同”。

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在统一战线、外交工作和处理党内矛盾等领域，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对象，成功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艺术，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求同存异的多种形式，使求同存异的艺术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长期工作中形成并成功运用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周恩来运用“求同存异”思维方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求同存异”思想的体现。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求同存异，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其实，周恩来是把求同存异贯彻终身的。他最著名的话是“相忍为党”，这就是“求同存异”。在周恩来看来，只要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大目标上是相同的，他就可以容忍，而其他的方面，包括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保留，其中最可贵的是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荣辱，为了人民和党，他可以忍受一切。

“求同存异”也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英双方在谈判解决香港回归中国时，邓小平科学地运用了“求同存异”思维方法，提出了一种既能保持香港繁荣，又能使中、英、港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构想是“同”和“异”的最佳结合，是“求同存异”思维方法的生动体现。“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澳门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制”是指中国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与大陆统一后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从本身来讲就有同有异，同就是“一国”，即国家主权，异就是“两制”，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通过这一求同存异的构想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已经使这一构想变成了现实。周恩来把求同存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邓小平又成功地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地区统一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与发展。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把这一构想称为“没有先例的天才创造”。联合国秘书长也盛赞此举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解决历史争端问题的成功范例。“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求同存异”思维方法的成功运用，为祖国统一大业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求同存异”作为我党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指导思想，党和国家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继续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5年4月29日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时说：“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和两党交往等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虽然我们两党目前还存在一些分歧，但只要我们双方都能够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就一定能够求同存异，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并全面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在政治上“和平合作”；在经济上“共赢共荣”；在文化上“求同存异”，从而引起了全世界192个国家与会代表的热烈回应。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变通地化解了矛盾，体现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体现了和谐的发展观，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驾驭全局的高超能力。

“求同存异”不但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处理领导与同事和下属之间的关系。领导者在与同事和下属之间的工作交往中也需要贯彻求同存异原则，因为他们之间经常出现分歧是很正常的事。因此，为了团结，为了整体的利益，领导者在这方面也要具有求同存异的胸怀。在领导结构中，由于领导成员年龄、阅历、知识结构、思想修养、工作方法、领导才干和领导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对某项工作或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法自然不尽相同。这就需要领导成员充分认识和理解彼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并能够在面对具体事务的时候，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充分发表个人意见的基础上，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共同点”，以“共同点”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只要大家目标一致、一心为公、言直身正，就不难找到“共同点”。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了，其他的“繁枝小叶”也就不难处理了。

当然，求同存异，并不是要求每位成员无原则地去苟同，放弃原则去求共识，而是要求大家要理性多于感性，切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党性、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真正使党的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

“求同存异”原则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致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根本性、原则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寻找“大同”保留“小异”。当然，“存小异”并不是说可以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而是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基础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大同”，即服从大局，服务大局。

在求同与存异的关系上，要反对把求同与存异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形而上学否认求同与存异的辩证关系，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离开存异谈求同。在他们看来，求同就是求同，求同是不包含存异的。另一种是离开求同谈存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存异就是存异，存异中不包含求同。割裂求同与存异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如果用这种观点去指导实践，必定要犯“右”的或“左”的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王明则主张“一切斗争，不要联合”，结果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们的错误主张都使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求同存异在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求大同存小异。这是在具有共同利益或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处理内部矛盾的一种形式。处理这种“同”和“异”的矛盾，必须求大同存小异，对不妨碍“同”的个性，不能采取限制和取消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团结，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二是扬同抑异。这是指在统一体内有统一的方面而不一致的矛盾差别较大、不易一致时，为了达到群体目标，要首先弘扬共同点，暂时抑制或搁置不同点，把看起来完全对立的东西融为一体，在对立中寻找共同点，推动事物的前进。三是存异待同。这是指矛盾还不到彻底解决的时候，矛盾双方各自保留不同点，等待时机，在等待中求得统一。

领导者要把握好“求同存异”的原则，首先要大度。要有大将风度，面对现实敢“存异”，放下架子能“存异”。其次需要包容。包容就是正视现实，承认现实。对与己不同的“异”，要允许存在，要容得下，只要在总的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一些小异，哪怕某些“大异”也能包容。三是需要等待。等待也是面对现实，因为差异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只有善于在“异”中求“同”，在“同”中存“异”，才能实现共赢，也才能实现领导团队的和谐共荣。实践证明，求同存异也是现代领导者一种重要的领导团队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