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好像是向后看，其实是向前看。历史为进化而存在，为生机开展而存在。历史具有生命性，历史、现实、未来都是一线下来、有机联系的。历史可以告诉现在，历史可以启迪未来。历史最大的作用是资政育人。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历史，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历史，指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要重视学习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感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并把它提到关系革命事业能否成功的高度。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把历史经验比作“宝贵财富”，他的政治智慧与深邃的历史意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处处闪耀着历史总结的光芒。他在论述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指出，历史认识对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具有重大意义。江泽民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认真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艰苦斗争的历史，从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外国的历史知识也要学，只有从历史方面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把自己内部的工作和对外的工作做得更好。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历史学习的重大意义。
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是我们党发展壮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时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争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在中央苏区时期，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预演。早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领导实践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就表现出其不同凡俗的领导思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们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形成的文韬武略，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较系统地学习了井冈山斗争史、中央苏区史，在学习过程中领略了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出类拔萃的领导智慧和领导方略，很受启发和教育。他们的领导思想、领导哲学、领导方略，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仍然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
第一，领导者应善于科学判断形势
所谓形势，“形”就是已经出现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状形态，“势”就是趋势、态势，是没有出现但将要出现的形。形势的判断，对于一个政党，对于一位领袖，对于一位领导干部至关重要。要不仅能够看到“形”，而且要能把握“势”。重大战略的选择，比任何战术重要得多。所以说，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应当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
毛泽东就是一位高瞻远瞩、善于判断形势、从宏观上把握战略全局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高超的决策才智，其中最突出的是善于科学判断形势，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全方位多层次考虑，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果断决策。这正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表现出了善于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战略方向的能力。
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曾试着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从1927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都是以攻打或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都未能取得成功。挫折和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武装斗争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行不通，那么，出路在何方呢？这是一个领袖人物、领导者必须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革命的道路没有固定的模式。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世情、国情、党情来科学判断形势，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科学的战略策略，提出了“上山”思想。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虽曾一度攻克醴陵、浏阳等地，但后来却接连失利，遭受严重挫折。就在全军面临覆灭危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提出了部队作战略退却的正确主张。
9月20日，就在部队出发离开文家市之前，毛泽东向部队发表了讲话，指出大敌当前，如果去进攻敌人占据的中心城市，无疑于以卵击石，应该“上山”，去“做革命的山大王”。
所谓“上山”，本质上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将革命工作的重点，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发展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山区去。“上山”，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的有效途径。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休养生息、发展壮大。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大都是占山为王的。毛泽东熟谙历史，自然思考和借鉴了历史上“山大王”的经验。但是，“上山”去干什么？这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反复思考和强调的是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注重军事问题，组织革命军队；二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三是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造成军事基础。
到达井冈山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又根据当时全国各地军阀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发生军阀混战等大背景、大形势，作出“革命可以在某些地方造成红色的割据”的判断，从而作出重大决策，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军队开到农村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且断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此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表明，毛泽东选择“上山”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道路，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主要条件作出的科学决策，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凸现了毛泽东决策时的深谋远虑和高超的决策才智，显示了毛泽东的杰出领导才能和智慧。
对错综复杂的事物作出选择和科学的判断，既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又是一门精妙的艺术。战略上的深谋远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科学判断形势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因此，领导者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判断形势。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陷入“左”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是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国内形势，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在实际上过高估计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急于求成，超越了历史阶段的要求，结果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没有认清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历史趋势，搞大小“三线”的建设布局，使我们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新的正确的判断，并相应地调整了我们的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及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取得了的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当前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领导者应善于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是对客观实际的了解和掌握；研究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调查所得材料的分析，以探究客观实际的本质和规律。调查是研究的基础，研究则是调查的延伸和目的。没有对调查材料的研究分析，就无法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就无法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
重视并善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是我们党调查研究的努力践行者和极力倡导者，他的调研活动，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之中，贯穿于他光辉的一生。他无论在调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是罕见的。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既重视读“有字之书”，也重视读“无字之书”。他曾进行过三次颇具规模的游学活动，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和体验农村生活。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用了32天的时间，步行1400多里，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
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调查研究思想和方法。他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一边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从1927年10月中央毛泽东上井冈山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江西前，毛泽东先后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西逸亭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等，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这些调查时间最为集中、对象最为底层、座谈最为深入、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翔实、文字最为生动。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途径。因为调查研究既是充分认识和了解客观实际，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的过程，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客观实际、对理论进行检验的过程。因此，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才能够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才能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才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正确的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实现正确领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广大领导干部不仅要大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始终把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自己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创新调查研究的方法，大力推行重视调查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深入基层，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以更好地掌握各方情况，确保正确决策，提高工作成效。
第三，领导者应善于正确把握国情
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它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源、人口、工业、农业、教育、科技、民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
正确把握国情，就是要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人口和自然资源、国土与历史传统等等，其中社会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是国情的核心问题，是基本国情。认清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毛泽东是正确把握国情最成功的典范，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农村问题的独到认识和对农民问题的正确把握。毛泽东在1926年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中心的中心。为此，他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动力的思想、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和农民战争思想，并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毛泽东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因为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了中国国情，才能够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民主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并顺利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从研究农村开始，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都是对中国国情把握的结果。他带领边界军民，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建立红色割据政权，制定了第一部《土地法》，为农民分得了土地。这就是对中国国情最大、最准确的把握。为群众着想，人民群众就拥护你。所以在井冈山时期，群众分到土地以后，井冈山的农民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万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高度重视农业，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将发展农业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这种思想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里就有充分的体现。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比较正确地认识国情并深刻理解所处的时代的特点，就能实事求是地制定出切合客观需要的战略方针，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就是综合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各方面的情况提出来的。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其次，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突出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改革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人由建立到完善的时期；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后过渡期。第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了创造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利环境和条件，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为领导干部，如果能够做到善于正确把握国情，对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政策的理解就会进一步加深，尔后才会更自觉地去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推动这些工作。
第四，领导者应善于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所谓政策，就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根据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
所谓策略，就是为实现一定的战略任务，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
党的领导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任何政党在其政治实践中，不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就是制定错误的政策。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取得党的事业的成功和胜利，而错误的政策必然导致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就非常注重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毛泽东始终强调：“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一个要紧的条件。”
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湘赣边界调查研究，在总结1927年10月至1928年5月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召开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七条政策。即：
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帮助地方党和地方武装的发展；对湖南取守势，对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这七条政策就是保证实行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路线。它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奠定了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由于正确制定和执行了上述各项政策和策略，边界斗争形势很快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28年7月开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很快进入全盛时期。第一，红军主力扩大了一倍，由两个团发展到4个团；第二，重建、恢复并完善了地方党组织；第三，根据地范围迅速扩大，包括宁冈、永新、莲花全县，吉安、安福、遂川、酃县一部分，方圆7200余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第四，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第五，普遍成立了县、区、乡政府，形成了“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大好形势。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充满信心地估计，只要坚持这些正确政策，“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并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是善于正确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典范，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制定灵活机动的战术和策略实现战略目标。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当时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整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和策略，展示出了高超的革命斗争艺术，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深刻的启迪。
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根本保证。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的路线、方针能否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能否正确的制定路线、方针的问题。政策和策略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中间环节，是联结路线与实践的重要桥梁。党的基本路线要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才能提出和制定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党的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指导全局工作的根本纲领。党的路线与政策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党的路线制约和统领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则服从于、服务于并体现和实现基本路线。一方面，党的路线是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和重要依据；另一方面，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必须制定和完善符合具体情况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党的基本路线属于党的战略性宏观政策范畴，它不能囊括一切，不可能一一规定具体的原则和方法，只能抓住影响全局的本质的主要东西，加以高度的概括和综合，从而规定党所必须坚持的总的道路、总的方向。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党的基本路线只能有一个，而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可以有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同时，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要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因此，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时，必须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出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否则，基本路线就无法落实，就不能很好地得以贯彻执行。
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行政策和策略，对于一个党和一个国家来说，就是要从本国基本国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成事之基，谋事之道”。要了解实际和掌握情况必须勤于和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制定和实行正确政策的抓手。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执行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和善于运用调查和研究的方法，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忌政策脱离实际。
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坚持群众路线。这是由党的宗旨所决定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就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要求制定、实行政策和策略时必须考虑到当时当地群众的物质利益。制定代表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和策略，关键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和实行群众路线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点，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自群众实践，领导干部善于掌握把政策策略变为群众行动的领导艺术。党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的形成、完善就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丰富的过程。
第五，领导者应善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
在坚持大局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最广泛地整合、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是完成党的战略目标任务的重要策略。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以便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分清敌友的前提下，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分化、瓦解、削弱敌对力量，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
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就开始了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成功实践。
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都是被封建军阀、地主豪绅横征暴敛、备受欺压而“逼上梁山”、投身绿林的。他们不同于一般山寨土匪，而是以打击土豪劣绅为对象，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绿林武装。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刚到井冈山时，在宁冈古城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对袁、王部队，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种主张，坚持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依靠当地党组织龙超清等人的帮助，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之后与袁文才在大仓会见，纵谈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主动提出赠送袁部100条枪。袁文才深为毛泽东所折服，当即爽快地答应了工农革命军安家茅坪的请求，并接济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和军需粮食。
从此，工农革命军得以在茅坪安营扎寨，休养生息，渡过难关。毛泽东也由此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之后改造袁、王部队，将袁、王部队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提供了重要武装支撑。
后来，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先后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其他系列文件，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这就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通过土地革命，使共产党对农民有了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得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可靠的朋友，解决了同盟军的问题；使红军有了稳定的兵源。这是毛泽东、朱德等在井冈山斗争中注重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又一成功范例。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瓦解工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政策，大胆收编毕占云、张威等国民党投诚部队，组建了红四军独立营和特务营，壮大了革命队伍力量。在苏区时期，更是策动了宁都起义，使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举行暴动，并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支劲旅。1932年4月，在漳州战役中，董振堂亲率红五军团5000名手持大刀的将士，分四路向敌人冲杀，敌人陈尸遍地，伤亡3000余人。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负责并具体指导了红五军团的改造工作，展示出了一位卓越领导者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极强的整合各种力量的能力。
今天，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确立，我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要求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时候，必须善于整合社会力量，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整合社会力量，就是党把自身及各种社会力量团结和组织起来，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行为和职能。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当前，我们党正致力于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切实有效地提高各级干部的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成功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和社会力量，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合社会力量的能力，不仅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门，都有各种资源和优势。然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领导者“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文章做得有差异、水平有高低。因此，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必须有做好组织协调、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各种力量的本事，注意不断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善于运用各种手段，协调各方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整合各种资源和各种力量上下功夫，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发展、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第六，领导者应善于做动员工作
动员，最早是作为一个军事术语使用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它的定义：“是在战时或国家发生其他紧急状况时，组织武装部队积极从事军事行动。就其范围来说，动员是指组织一国的全部资源支援军事行动。”
近代意义的动员，最早始于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法国国民公会于1793年颁布《全国总动员法令》，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1914～1915年，德国、法国分别设立“战时原料署”和“兵器弹药次长局”，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主管机关。1916年，英国设立“战时内阁”，负责战争指导与动员政策的制定。之后，许多其他国家还制定和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动员制度等。
此后，动员的概念被扩展为泛指发动人们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且，按照参与的社会活动的性质，可以分为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社会动员等。
政治动员，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发动人们参加政治活动。国外学者认为，政治动员是指“是一切形式的领导的环节和普遍原则。即便是独裁、恐怖主义的领导也是适用的……”
在我国，政治动员是指政治组织、政治集团为了组织社会力量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政治教育的社会活动。
我们党一向重视并善于发挥政治动员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全体人民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毛泽东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第二次反“围剿”交战之前，写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在词中有一句：“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把通过政治动员唤起来了的千百万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比作能改天换地，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神话英雄共工。而动员的结果是“前头捉了张辉瓒”和“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一时期的政治动员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使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33年，仅江西兴国县集体参加红军的就有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1%；这一时期，全国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
政治动员不仅能服务于军事斗争，同样，也能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战争年代要进行政治动员，和平建设年代同样离不开政治动员。
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牢牢把握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和谐。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逐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意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做好新时期的政治动员工作，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动员必须依靠执政党进行发动和引导。社会转型时期稳定政治面临的挑战，也要求做好新时期的政治动员工作。由于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政治动员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要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顺利贯彻与执行，从而保持和巩固党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对于新时期的领导者而言，更要善于做好政治动员工作，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就是进行动员的能力。在实现共同的目标任务过程中，领导者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善于动员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广大群众的共识，并落实于其自觉自愿的行动中，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任务而努力。
新时期的政治动员，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把政治动员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还要善于科学运用新兴动员媒介，注意动员方式的多样化、有效性，使之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七，领导者应善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指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没有系统地学过军事，甚至几乎没用过枪，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主动，在危急关头总能化险为夷。日本的伊藤皓文在《毛泽东战争论》一文中，称毛泽东的战略是弱者的战略、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称毛泽东兵法的特色在于把优胜劣败的规律推翻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总体态势和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但红军总是能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以弱克强、以少胜多。
1928年2月上旬，朱培德下令驻吉安的赣敌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向工农革命军发动了第一次“进剿”，以一个团进攻万安，威逼遂川；以另一个营进占宁冈新城。当时，毛泽东正率领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境内分兵发动群众。他得悉情况后，立即命令部队迅速集结，撤离遂川，返回茅坪，相机歼敌。2月中旬，毛泽东和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方案。决定以两个团的优势兵力，包围新城，围三打一，一举歼敌一个正规营，一个靖卫团，取得了新城大捷，这是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辉煌胜利。
新城大捷，体现了毛泽东“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略思想和“围三阙一、开门打狗”的灵活战术。毛泽东强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不排斥必要的分散。他将二者有机结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又化零为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仅在边界割据斗争和保卫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进一步显现了神威。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人们：世上万事万物都充满着矛盾，并且存在着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其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服从地位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主、次矛盾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善于抓重点，把握中心和关键，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还要注意解决好次要矛盾，学会统筹兼顾。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对于直面各种矛盾、破难解困、带领群众从事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树立矛盾意识，集中精力抓好主要矛盾的解决，以科学的领导方法论去处理各种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实际的领导工作中，主要矛盾是那些事关全局的、对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的问题和矛盾。集中精力抓好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也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明确工作的主攻方向；解决了主要问题，就能实现工作的重大突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一定要集中主要精力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
作为一位领导者，必须熟知本地区、本单位、本行业的特点、问题和主要矛盾，按照规律办事；要有善于解决主要矛盾的能力，必须善于找准问题，善于“弹钢琴”，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排排队，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找出症结所在。比如，我国当前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在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注意解决好其他各类矛盾。
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处在总览全局的关键位置，就要坚持谋全局，抓大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去衡量和思考带有根本性、方向性、长远性的问题；正确处理“轻”与“重”、“缓”与“急”、“多”与“少”的关系，先从关系全局的事情抓起，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观察、分析问题，把握工作重点，解决主要矛盾，促进和带动整体工作。
领导干部还要注意改进处理主要矛盾的方法。处理事情从复杂问题中入手，抓住关键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领导干部应当学会“四两拨千斤”的领导艺术，从复杂问题中理出头绪，化繁为简，突出重点，集中突破；通过创造性开展工作，坚持从本地、本部门实际出发，发挥优势，走特色之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注重研究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患于未然，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第八，领导者应善于以退为进
毛泽东曾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积极防御、以退为进是我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正确途径，是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有效军事策略。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坚决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战略，决定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以保存实力”。10月上旬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揭示了新生事物的基本“生存法则”：一、必须避免过早地与竞争对手正面交锋；二、新生事物的幼年阶段必须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否则就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积蓄足够的力量；三、幼年时期的生存空间也是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否则所积蓄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
从“攻打长沙”到“引兵井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历史的发展事实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通过战略退却，引兵井冈，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保存和壮大（到1930年夏中央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得以建立和巩固；毛泽东诱敌深入、以退为进的战略思想开始形成并在反“进剿”过程中屡见成效。
1930年10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当时，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4万多人在清江至分宜一带，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面对敌人10万大军压境，如何选择反“围剿”的主战场，究竟是在赤区打还是白区打，成为争论的焦点。不少红军和地方干部反对把战场设在根据地内部，理由是诱敌深入会丧失大片根据地，打烂坛坛罐罐，危害根据地人民，对外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们反对战略退却，要求红军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敌人交战。与此相反，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主张红军主力立即后撤，东渡赣江，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我军则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自主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一退几百里，在小布集结，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活捉“王牌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反“围剿”，继续采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结果横扫700余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
“避实击虚、以退为进”历来为兵家所推崇。《南齐书·王敬则传》中就有“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之说。《孙子兵法》云：“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自古以来，凡成大事者，无不谙熟其中的道理。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最终“三千越甲可吞吴”；韩信忍胯下之辱，终助汉高祖成就一代伟业；汉武帝韬光养晦，推行“和亲”政策，在麻醉匈奴的同时壮大自己，为日后平定匈奴奠定了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为尽快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身，集中力量巩固革命成果，列宁决定以退为进，单独与德奥集团媾和，于11月22日签订临时停战协定。
毛泽东非常重视“以退为进”这一战略思维，并把它发展为运动战的基本战术，即“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了打，打也为走开路，通过走、打而调动敌人，实现主动的进击与进军。以走致敌、以退为进、诱敌深入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使己方恢复主动，摆脱被动的作战方法之一。
“以退为进”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谋略。列宁说过：“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适度退让，以退为进不仅能在军事上改变劣势，克敌制胜，而且在其他诸多场合也不失为一种争取主动，扭转时局的良策。知道进退的领导者，才能运筹帷幄，妥善解决矛盾，使事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退让并不就意味着无能和逃避。在特殊的情况下，理性的退让是一种智慧、一种策略。条件不具备时的自主退让，是一种过程和手段，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和结局；是有谋略有计划的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地妥协退步。只退不进，是懦弱；只进不退，是莽撞。进退得当，才能审时度势，从容应对，使事物的发展朝着自己预期的目标前进。聪明的领导者，要善于妥协，敢于退让。“在共同事业基础上出现意见相左、矛盾相持的情况时，艺术地运用妥协退让的策略，把问题缓一缓、放一放，甚至是向对方让一让，给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处理注入一种弹性，从而使事情更加好办。”领导者应在顾全大局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以让步的方式化解冲突，越过障碍。
在进退的方略上，作为领导者应该善于把握进退的尺度，做到有进有退，不拿原则作交易。对于涉及党性、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方面的问题绝不姑息迁就；对于其他一般性的问题，只要能顾全大局，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和谐、双赢的局面，有利于矛盾的尽快解决，则可适度退让，有限妥协，最终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
第九，领导者要相忍为党、顾全大局
在井冈山和苏区斗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四次遭受打击，但是他在遇到挫折时，仍怀着坚定的信念，尽己所能，默默工作。毛泽东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位领导者细心体会和认真学习。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后来，在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对于红军任务和领导体制等问题上，领导层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论。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对毛泽东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创建和保卫苏区斗争中形成的许多正确的方针，说成是“右倾”、“富农路线”等等。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时，又被有的苏区中央局成员批评为“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被剥夺“主持战争全责”，并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934年1月15日到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的寺庙召开，博古等“左”倾领导人处心积虑地排斥和架空毛泽东，竟然没有通知毛泽东出席这次全会。博古不经共产国际同意，决定由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出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而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政府的行政实权，又将张闻天排斥出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之外，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作为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屡受打击，不仅在心理上承受很大的压力和委屈，而且处境十分困难，但毛泽东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一方面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以其坚韧的意志、豁达的胸襟及对党的耿耿忠心，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他就多次向中央提出过重要的建议；在第一次被剥夺职务，退隐东华山时，他还一边修养看书，一边惦念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在第二次遭受打击，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时，毛泽东还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忍辱负重、相忍为党的崇高品质。
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政治素养。共产党人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什么想不开、放不下的，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虚怀若谷，才能容四海百川。古人说：“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把握大局、顾全大局，才能够驾驭全局。
而要具备顾全大局的风范，就要求领导者在想问题、办事情时，对全局利益想得多，对本单位、小团体的利益想得少；对集体利益想得多，对个人利益想得少；对长远和大局利益想得多，对眼前和局部利益想得少。在遇到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应该一事当前，首先要想大局、看大局，自觉在维护大局上下工夫。
要具备顾全大局的风范，还要求领导者具备正确对待职务的良好心态。不管职务高低、大小，都会面临进退去留的问题。应该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职务的调整、位子的高低，应把干事业看得重于个人官位的高低，这样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处在高位时不沾沾自喜，处在低位时不心灰意冷。
领导干部还应具备豁达的气度。性情豁达，对待事物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待名利才能“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为人处事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困难挫折面前能“一蓑烟雨任平生”；为人民利益能“心底无私天地宽”。领导者一旦真正拥有豁达，就将变得超凡脱俗，一往无前。
领导干部要善于沟通。沟通才能团结，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正确地实施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成员由于个体的差异、思维方式和习惯不同，难免产生矛盾和隔阂。如不及时沟通化解，就会逐渐结成疙瘩，酿成矛盾。只有在工作上沟通，才能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在生活上沟通，才能做到同志间相互关心和理解；在思想上沟通，才能消除误解，统一对问题的认识；在感情上沟通，才能增进友谊和感情。
团结出力量。团结和谐宽松的环境，对任何一个集体来说，就是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体现。团结人是一门领导艺术，反对过自己的人能团结，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能团结，犯过错误的人也能团结的领导，能够海纳百川，就能像磁铁一样能够团结吸引各种人才，周围也会聚集许多人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迈入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只有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才能把思想统一到中央作出的重要方针、重要决策和重要部署上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牢牢掌握各项工作的主动权；只有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我们才能领导本地区、本单位的全体民众，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我们党才能立足基本国情，勇立时代潮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十，领导者应不断提高密切联系群众的本领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是党的力量的源泉。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克服艰险、久盛不衰、从胜利走向胜利；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并逐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经济建设时期，都能够坚持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开始，就非常注重关心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体恤民情、关心民疾、解决民难”；非常注意革命军队的群众纪律问题，时刻教育广大指战员要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注意爱护群众财物，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1927年9月下旬，秋收起义部队路过江西省莲花县甘家村时，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临走时就把米钱放在米缸里，还附上一封信说明情况。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部队进入井冈山前，郑重地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同时，还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有一次，个别战士吃了群众地里的苞谷，为了消除不利影响，毛泽东除对违反群众纪律的战士进行批评之外，还让人找来一块竹牌，亲手在上面写了字，把竹牌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竹牌上这样写道：因为我军战士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了，违反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群众看到了这块竹牌，都非常感动，纷纷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是建立在党时时刻刻想着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一基础之上的。1928年10月的一天，朱德见一位老人因长久没有吃盐而两脚摇晃，走路不稳，就叫通讯员给老人送去一包硝盐，老人推辞，通讯员就说：我们红军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坚持要老人收下。
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指战员由井冈山开赴赣南之后，开辟了中央苏区，同时也带去了井冈山精神，与广大干部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他们以革命的远见卓识、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和激励着苏区广大干部群众，从而铸就成苏区时期的革命好传统和干部好作风。当年，在中央苏区广泛流行着这样一首赣南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朴实无华的山歌描述了当年苏区干部克勤克俭、夜以继日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形象地表达了苏区革命群众对苏区干部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的赞颂之情。
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们党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对于促进我党在新世纪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3年9月在江西籍南视察时所说：历史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和革命政权的力量源泉，在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不能丢……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各级干部要提高联系群众的本领，首先必须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其次，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流血牺牲，目的就是为人民执掌政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各级干部行使权力来体现和落实的。权力，是干部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就会把干群关系引向对立的境地，严重瓦解和破坏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当前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一些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干部无论手中握有多大的权力，都不是个人的，而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
第三，要注意掌握群众工作的基本功。不断增强群众观念和公仆意识，努力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用真情去感召、吸引、凝聚群众。群众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在群众心中就会有多重。如果我们的干部能从高楼大院中走出来，经常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每开展一项工作时，都想想老百姓的苦处和难处，为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就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总之，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于全部工作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也是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的法宝。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放下架子，沉下身子，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把准群众的脉搏，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从而与人民群众建立起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