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把握好“度”，是重要的领导原则和领导艺术。领导工作要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游刃有余、准确到位，就必须要重视“度”的把握。

“度”在中国语境中，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理解。

从哲学层面来看，“度”是矛盾的统一体。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状态。“度”是事物质和量的统一，是保持事物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在“度”的范围内，量的增减不会影响事物的质，事物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如果超出这个数量界限，即过了度，那么量的增减就会引起事物质的变化。这种适度和它的极限，在哲学上就叫“度”。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度”，防止“过”与“不及”两种偏向，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置之“度”外，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

从文化层面来看，“度”是中国人文传统精粹的具体展现。自古以来，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处世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做事不急不缓，不剩不过，一直是中国古代儒家推崇的一种处世、处事和为人、为官的哲学，通常称作中庸之道。虽然对中庸的评价不一，有褒有贬，但其终究具备生存价值和社会功用。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庸之道注重的是对“度”的把握，诸如知足常乐、适可而止等。我们通常所讲的做事要讲究分寸，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度”不仅具有哲学意义，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与整个民族的性格相适应。

从实践的层面看，“度”是协调、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时需要把握的重要准则。可以说，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凡事都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大的方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确定适当的发展速度非常重要。速度过快，势必引起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反之，则会导致经济过冷甚至萧条。在实践过程中，“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有时能起到关键作用。

从领导学的层面看，“度”是处理各种关系，确保各项工作有序高效运转必须掌握的基本标准。领导是具有组织权、决策权的社会各级管理者，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领导者所处的独特位置，所面对的往往是来自上下左右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领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协调各种关系，使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积极因素尽可能调动起来的过程。而要处理好与上下左右的关系，使自己能在这一关系网中进退自如，领导者的心中应该有一把无形的尺子，时时加以“丈量”。在工作中与上级、下级的关系，工作的主与次、重点问题与一般问题的把握，虽然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计量，但确实存在着“度”的问题。

我国春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他们的实践中，就十分重视“度”的把握。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有“过犹不及”之语，意思是说，事物做过了头，就像做得不够一样。因此，他主张“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篇》）“允执其中”固然有其中庸保守的因素，但其积极意义在于处理问题要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黑格尔说，凡一切人世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和痛苦皆有其确定的尺度，超过了这个尺度，就会招致毁灭。孔子和黑格尔的议论，概括成哲学语言的话，就是要把握事物一定的“度”，把事物的量变严格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超越了事物一定的“度”，就会使事物的质发生变化，甚至走向事物的反面。可见，在我们讲“度”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要把握适当和准确。

领导者要在实践中把握好“度”，需要认清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当好领导所必备的本领。但在现实中，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并不少，有的领导者喜欢从经验出发，忽视理论学习，从而导致对政策难于很好地把握；有的领导者则恪守条条框框，甚至理论至上，对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不屑一顾，嘴上道理一套又一套，在实际工作中却难于下手操作。这两种极端，对当好领导都不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学习掌握理论知识非常重要。同时，在改革发展中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特别是下岗、就业等问题，纯粹靠理论是难以解决的，必须在掌握理论、路线、政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以往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为企业、职工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第二，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开展工作，又要具备全局观念，把握好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与全局工作的关系。在全局工作需要自己管辖的那方面工作和利益作出调整甚至牺牲时，必须首先和绝对服从全局工作。

第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讲究原则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反映出一个领导者的工作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一些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地掌握国家政策，积极地、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形势发展的举措。当然，把握住“度”至关重要。

第四，长远与眼前的关系。在领导工作中，把握好长远目标和当前工作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只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而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工作就会缺乏高度、缺乏“后劲”；脱离实际，一味追求超前效应，只能事倍功半乃至一事无成。在具体工作中，领导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长远目标与眼前需要的结合点。比如，当前各地都在大力推进城镇建设，这就涉及近期规划和长远目标问题。如果只根据城镇人流、物流的现状搞建设，很有可能在若干年后因不适应形势而需重新建设，造成损失和被动。如果在规划时脱离实际，盲目求洋求大求全，则会造成资金的浪费以及资产的闲置。因此，聪明的领导者在搞城镇建设的过程中，一定会既从实际需求出发，又会给今后进一步发展留有较大空间。

第五，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作为社会的人，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之中，都涉及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由于自身地位的特殊性，在所处的群体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必须同时处理好与组织、与上下级和周围人员的关系，这是要把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群体内部，领导者也应处理好自身与群体的关系。如在处理与组织的关系时，既要在工作的总体目标上与组织保持高度一致，严格执行组织的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又要敢于和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创造出自己的工作特色。

第六，义与利的关系。义和利，在古人看来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千百年来，多少人在义和利面前作出不同的选择，有的淡泊名利，甚至舍身取义；而有的追名逐利，不惜贪赃枉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和利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领导者来说，在坚持党性、保持名节的同时，考虑自身或本部门的合法利益，或提出合理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如果过多地追求个人或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必然在名望利欲的驱使下离“义”越来越远。

在具体领导实践中，要特别在以下三方面把握好“度”：

第一，处理重大决策，要兼顾各种关系，确定最佳方案。领导的过程，就是需要不断作出决策的过程。决策是赋予领导者的一项重要权力，且最能反映领导者的水平和能力。在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领导者必须做到既考虑重点因素，又不忽视次要因素；既立足当前，又要放眼长远；既要考虑本地、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利益，又要服从全局，作出必要的选择乃至牺牲；既要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又要吸收非专业人员的建议，等等。总之，需要做到全面兼顾。领导者在决策前必须广泛征求上下左右的意见，确保决策既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又能形成集中意志。如果这个“度”把握不好，要么就使决策缺乏民主性，甚至背离民意，要么就会优柔寡断，丧失决策良机。

第二，处理日常工作，要科学统筹，有张有弛，创造最佳工作效率。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决不会不讲工作方法，一味自己埋头苦干，而是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将各种优势为我所用，从而创造出较高的工作效率。这里所讲的统筹，主要是注重条与块结合，具体地就是把专业性较强的条上工作与区域性较强的块上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关键是在充分发挥条与块各自作用的同时，协调好两者的利益关系，尽可能减少矛盾，增强工作合力。如在处理地方经济与供电、工商等条线关系时，就不能将地方行政命令强加给这些部门，而要密切与它们的关系，强调地方经济发展与条线上利益密不可分，从而促使后者能主动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应注意把握工作节奏，做到劳逸结合，有张有弛。这不仅有利于领导者自身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也可以给下属留有一定的空间，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处理人际关系，要宽严适度，保持距离，树立最佳的个人形象。明智的领导者，往往在工作过程中对下属严格要求，敢于批评，此时，他们扮演的是领导角色。而在工作之余，则经常与下属交流思想，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有时也可表现出自己活泼的一面，包括兴趣爱好，扮演的又是朋友的角色。这两种角色的转换，需要领导者去细心把握。

要在领导的岗位上做到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特别是在领导实践中全面准确科学地把握一个“度”。提高对“度”的把握能力，还要从三方面努力：一是学点哲学。恩格斯说过，要提高理性思维能力，除了学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辩证法是抗击片面性、绝对化的锐利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被认识上的小段直线“引导到泥沼里去”。二是多实践、多总结。高明的领导，面对复杂多变的事物，运筹帷幄，游刃有余，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令人惊羡。而他们多是阅历丰富、勤于总结、善于总结之人。三是遇事“三思而行”。工作中有许多不确定的领域，如果不识其变、盲目蛮干，必然招致失败，因而遇事“三思而行”利大于弊。要做一个留有余地的智者，要在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上多下功夫，时刻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善于限制自己的欲望，防止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