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以退为进，是一种重要的领导策略。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或时机不成熟的时候，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尤为必要。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顾全主要的事情，在次要的问题上作让步。”

退，意味着暂时放弃眼前的一些局部利益，是时机不成熟时作出的一定程度的让步和妥协，其实质或是为了顾全大局、化解矛盾，或是为了等待时机、蓄势待发。不顾客观实际、逞一时之能的匹夫之勇，势必会给自己、事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审时度势、善于以退为进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自古以来，凡成大事者无不谙熟其中的道理。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最终“三千越甲可吞吴”；韩信忍胯下之辱，终助刘邦成一代伟业；蔺相如以赵国利益为重，主动避让有意挑衅的廉颇，换来了廉颇的“负荆请罪”；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初实行韬光养晦的和亲政策，在麻痹匈奴的冋时壮大了自己，为日后稳固边疆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名领导者，不仅要能进，也要善退。历史上因为不善退而失败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国时期的刘备，为报兄弟关羽之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人苦苦劝谏，亲自率兵5万大举伐吴。初战阶段，蜀军凭借优势的兵力、有利的地形、昂盛的士气攻城夺地，势如破竹。东吴被迫再次提出议和，并作出退让。倘若此时刘备头脑清醒，乘机停止进攻，同东吴谈判，完全可以借助军事威慑，就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有利态势。但刘备被初战胜利冲昏了头，被国仇私恨蒙住了心，使他不能正确地认识形势和控制自己，执意坚持进攻，加上决策失误，大败而归。

与此相反，陆逊大胜刘备后，乘胜反攻，追击蜀军，但是当他在白帝城外遇到诸葛亮布下的“八阵图”时，便就罢兵不追了。因估计曹丕可能乘机背后偷袭。果然，撤兵不到两天，魏军三路人马已到吴城。陆逊见好就收，没有贸然入川，避免了刘备悲剧的重演。

《吴子兵法》提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观点，就是指当认识到继续前进有可能导致对自己不利的结局，可能使战局发生逆转时，应当机立断，停止进攻，或迅速撤退，这正是辩证法上讲的度，也就是事物发展变化中保持自己质的临界线。越度则过，过则必错。如果不从宏观上考虑问题，在超出自己力量限度的情况下继续用兵，主动权就会移于敌手，有利的就会反演变为不利的局面。因此，知难而退，见好就收，是一个领导应十分注意的问题。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适度退让，在许多场合都不失为一种争取主动、扭转时局的上策，也是领导者必备的谋略之一。领导者要知退，更要善退，善于正确把握退让的时机和原则。知道进退、善于进退的领导者，才能运筹帷幄，妥善解决矛盾，使事物朝着有利于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的方向发展，才能如愿以偿地品尝到胜利之果。

以退为进，这是一种大智慧。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善于运用以退为进策略的高手，甚至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毛泽东深谙“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道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刚柔相济，有理、有利、有节”显示了毛泽东非常独特的大智慧。“离开闽西，巩固闽西”，“以退为进斗王明”，毛泽东既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克制容忍。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提到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作战方针。早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毛泽东就把以退为进的策略运用到了极致。“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思想，就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策略。“诱敌深入”，又叫战略退却或积极防御。正如毛泽东所说：“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所谓“诱敌深入”，“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诱敌深入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人反攻”。之所以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略，主要是因为中央苏区时期敌强我弱的总体局势仍未改变。毛泽东所创立的“诱敌深入”，就其实质来说是积极防御，就其突出特点来说是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斗的进攻的辩证统一。

周恩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他深谙进退之道。周恩来在领导实践中，即使再大的难题，看上去“山重水复疑无路”，但他总能以迂为直，退中求进，变被动为主动，面前总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20世纪60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动搞有计划的“马鞍形”，使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是他以迂为直、退中求进的领导艺术的杰作。在阐述这一方针时，他曾通俗地概括成四句话：“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其中关键是退够。实践证明，党的调整方针是正确的。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逐渐走出低谷，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这种以迂为直，退中求进的决断艺术为领导科学宝库增添了璀璨夺目的明珠。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性地将以退为进的策略成功地运用于完成祖国统一和对外事务中，体现了他作为领导者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时的高超艺术。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这样说过：“邓小平有一种善于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邓小平能够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审时度势，采取各种灵活的策略，或大处着眼，不拘小节；或求同存异，趋利避害；或以迂为直，以退为进，使原则性和灵活性得到最佳结合，产生最佳效果。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都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处理国家统一和对外事务中的成功运用。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既能做到有限妥协，同时又不失原则，将进和退很好地结合起来。

这些杰出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娴熟地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是他们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懂得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总方向是上升前进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上升性与回复性的统一。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避免直线式和循环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有时要迂回前进，就像孙子所说：“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

但在具体的领导工作中，要做到以退为进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的领导干部对待职务是“能上不能下”，把“进”看成是争取更大的利益，谋取更大的权力，把“退”看成是被迫放弃，看成是时运不济。有的领导干部不善于分权，大事小事一把抓，成天忙得不亦乐乎，工作成效却不显。有的领导干部急功近利，为了追求眼前的“政绩”，忙于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或搞涸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凡此种种不知进退的表现，究其原因，都是世界观不端正、辩证法思想贫乏，以致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有失偏颇造成的。

今天，领导干部要学会以退为进的策略，首先，就得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盲目冒进的思想。一个地方、单位的发展速度快、工作进度快，这是好事。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片面追求发展速度，不顾本地、本单位的承受力，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为了GDP的增长，甚至不惜以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为代价，让一个人的“政绩”成为几代人的包袱。这种以长远利益换眼前利益的做法，可能出现一时的“快进”，却可能导致整个发展水平长期低下，看似“进”，实则“退”。因此，为了实现更高效、更持久的发展，领导者做工作、办事业都应当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妨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放缓节奏，休养生息，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积累发展后劲，为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夯实基础，以暂时的“退”实现长远的“进”。

其次，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抓大事。孟子主张“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明朝的吕坤在《呻吟语·人品》中补充说：“有所不为，为必成。”两位先哲的看法，很有辩证法的思想。其意思是“为”与“不为”乃一对矛盾，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便能“为必成”，有所不为是大有所为的必要前提；反过来说，如果不分主次、轻重、缓急，什么事都“为”，势必“无为”又“无成”。的确，无论一个地区、部门、单位，工作总是千头万绪，而领导者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能统筹全局议大事，集中精力抓关键，积聚力量攻重点，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有所为，有所不为”，“抓住重点，带动一般”，“突破难点，搞活全局”，这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工作方法。如果从改革深化和事业拓展的角度来看，以退为进，舍次保主，不干则已，干则必胜，这些都是带战略性、策略性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再次，要善于分权授权。分权授权是进与退的辩证统一。同一班子的各位副职和下级领导各负其责，主要领导看上去是“退”到了幕后，实则为“进”留下了更大空间。主要领导在后面谋划全局，为副职们的前进“做扫清障碍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进”，更深远意义上的“进”。其实，主要领导无论怎样“分权授权”，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变，举手投足仍是领导效应，而下属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被调动起来了，整个工作局面更活跃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分权授权，更容易达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境界，自然而然地跨入了“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自由王国。

以退为进是有谋略、有计划的积极进取，并不是消极退让和逃避。在特殊情况下，积极的理性的退让是一种智慧和艺术。只退不进是懦者，只进不退是莽汉。只有进退得当，才能审时度势，控制事物发展的方向。领导者在工作中应该善于运用妥协的艺术，敢于有节制地退让、把握好进与退的尺度，不拿原则做交易。对于涉及党性、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方面的问题，决不姑息迁就。对于其他一般性的问题，只要能顾全大局，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和谐、双赢的局面，有利于矛盾的尽快解决，就可适度退让，最终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

总之，领导者应站在总览全局、维护长远利益的高度，运用好以退为进的策略，以适度让步的方式化解冲突，越过障碍，取得成功，实现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