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小康社会的时代，而21世纪却使更多的人加入追求财富与成功的角逐中。在这场残酷争斗中，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无一不是疲惫不堪。而此时，一个曾被多人淡忘的成功因素浮出水面，成为新的流行时尚，它就是：健康！

棱角分明的牛仔，深沉锐利的眼神，手臂上陆军标志的刺青，坚强豪爽的个性，一位实实在在的硬汉站在你的眼前。尤其是他嘴角叼着的那根香烟，更是让你鲜明地感受到这是一位充满冒险与开拓精神的英雄——这就是著名的“万宝路男人”。作为世界的烟草销售冠军，万宝路（Marlboro）在全球平均每分钟就有100万多支香烟在消费，创下了烟草销售的神话。

然而，其中一位曾为万宝路香烟做过广告的好莱坞明星，最终却因为抽烟而英年早逝。死前他留给世人的一句话就是：“吸烟有害，而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烟草在全球盛行了两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人类才开始认识到烟草对人类的危害。

现代医学科学证明，烟草燃烧时会释放出1000多种化合物，绝大多数对人体有害，且有不少于44种的致癌物质，它们会引发和恶化各种疾病，例如，癌症、肺炎、气管炎、高血压、骨质增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哮喘以及不育等病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呼吸道黏膜容易受损，吸烟的危害性更大。据调查，小于15岁开始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高17倍。

随着对香烟危害性的日益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关于禁烟的立法，如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禁止烟草公司的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等。

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的方面看，吸烟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成本大于产出。烟草销售固然能为国家提高税收，但是，这些收入永远弥补不了因烟害而导致的疾病、死亡、医疗费用等损失。因此，考虑经济上的成本与产出，也应该禁烟。而在市场层面，目前世界上常见的限制香烟的方法就是提高烟草的税率。

由于烟草行业的特殊性，为了限制和减少烟草及其制品生产与消费、增加财政收入，世界各国普遍对烟草及其制品都征收体现政府“寓禁于征”调控意图的“烟草消费税”或类似性质的烟草特别税。

美国的卷烟消费税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大幅增长。在历史上，各州每年的消费税增加幅度在0.02到0.05美元/包之间。然而，2002年的平均消费税增长幅度为0.22美元/包，2003年的数据大体与此相同。

2003年2月以来，纽约、波士顿等城市更是在增税的基础上，又推出禁烟法案，禁止在餐馆、酒吧等公共场所吸烟。最近，在禁烟呼声的压力下，又有十几个州，包括一些一贯实行低烟税的烟草生产州在内，也打算提高烟税。

佐治亚州计划把烟税从每包12美分提高到58美分，这是该州31年来首次提高烟税；在南卡罗莱纳州，计划将1977年以来每包7美分的烟税提高到每包53美分；作为最大的白肋烟产地的肯塔基州，也打算把从1970年起就实行的全国最低的烟税每包3美分提高到44美分。

从理论上说，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的确就可以迫使经营者提高烟草价格，依照“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的供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香烟的消费者（烟民），从而实现控烟。

那么，通过“提高征税”这把经济利器，是不是就一定能够降低香烟消耗、削减烟民队伍呢？就实际情况看，结果恐怕并没有那么乐观。

虽然统计资料表明，的确有一些国家吸烟率得以下降，如美国在过去十年间，香烟价格提高了10%，吸烟率降低了3?5个百分点，但是更多国家的吸烟形势却是不升反降，禁烟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我国，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的第一大税源，甚至连年出现税利大幅增长，这一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提高税率恐怕并没有使我国烟民数量降低多少。那么，为什么高税率对香烟并没有取得明显的限制作用呢？

毫无疑问，高额税收会通过税赋转嫁，最终由消费者负担。由于我国烟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阶层，加之卷烟市场上有各种价格的香烟，最终中国烟民（尤其是其中的两亿农民）没有因为卷烟高价选择了放弃或减少吸烟，而是转为吸食未经加工处理的烟叶或廉价假烟，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将会更大，因为烟叶以及廉价假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另外，卷烟高税也促进了黑市的发展。面对超额利润的诱惑，假烟、走私屡禁不止。假烟在世界的卷烟消费量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

由此可见，高税政策在抑制吸烟、维护消费者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卷烟需求缺乏弹性，消费者对于烟价提高并不十分敏感，该吸照吸，结果使得卷烟税收一直居高不下，并一直占据着中国第一税源的“宝座”。

事实上，要抑制吸烟，不能单纯依靠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加强吸烟有害的教育，改善医疗条件，从立法上规范卷烟生产和销售，扩大公共场所禁烟区，推广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长期地控制烟草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