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由政府垄断发行。人们——甚至包括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想当然地以为，货币就是要由政府来发行。

从历史上看，政府很早就掌握了货币发行的特权，统治者都把铸币权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当做自己权力的重要表现。因此，尽管私人经营者（特别是银行家和商人）希望能有足值的、稳定的货币，他们自己也完全有力量发行良好的私人货币，但当他们企图用私人发行的货币来取代政府发行的货币时，就受到统治者毫不留情的压制和取缔。

中央银行，简称央行，是负责该国或该一区域（如欧盟）货币政策的主体，通常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的唯一货币发行机构。正常的发行方式为贷款和收买外汇。

在现代经济中，中央银行把印出来的钱贷给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把钱贷给企业或者个人收取利息。中央银行再从商业银行回笼货币，烧掉一部分现钞，又印一些新钞，维持心目中理想的现钞总数，即M0的数量。

大部分贷款是用票据或者电子形势大额走账的，并没有对应的现钞，总数会大大高于M0的数量，就是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例如，支票、活期存款算M1、M2包括M1，还多出了定期存款这样的大头。

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货币的国际兑换币值，由该国的实际经济容量以及中央银行操纵M0、M1、M2决定。中央银行任务是让国家经济平稳运行，就是调控通货膨胀、货币币值之类的。

政府之所以牢牢地独揽货币发行权，主要是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此外，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能使执政者从中获得利益。它不仅可以给政府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长期作为政府的重要财源，而且由于经济中的各种交易都只能也必须使用政府发行的货币，使之成为政府大权在握的象征。这样，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成为政府力量的重要支柱，对执政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政府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这项特权，决不会轻易放弃它。

货币发行的垄断，为市场的稳定运转注入了一枚强心针。各主要国发生急剧波动的通货膨胀——不可能是不变的和持久的。它几乎一定会产生导致重大的币制改革的政治力量。在极端情形下，它是在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后出现的；然而更有希望的应是远在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之先就出现这种政治力量。

直到近几年前，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只是发生在那些进行革命或经受永无休止的内战、或在大战中被打败的国家当中——1716?1720四年间，约翰·劳使法国银行券发行增大一倍的尝试也许是个例外。然而在现在，一些国家却似乎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滑向恶性通货膨胀边缘的——玻利维亚、阿根廷、以色列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几个。这些国家的不幸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有关一种迄今为止尚鲜为人知的现象的证据。

但晚年的哈耶克则指出，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恰恰是扰乱市场的主要因素。哈耶克从理论上对于私人发行货币优越于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给出了一个论证，提出了多元货币竞争理论。

哈耶克认为，在铸币流通时代，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并没有引起十分明显的祸患，但到纸币流通阶段，其恶果就开始显露出来。长期以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在“偷情”，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给了他们“神圣的认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婚姻关系”使得滥用铸币权成为政府部门“永恒的诱惑”。没有哪一个执政者在银囊羞涩的时候能抗拒这种“诱惑”，所以，通货膨胀总是会从印钞机里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在研究了许多史实后，哈耶克认为通货紧缩是暂时的，区域性的；而通货膨胀却是持久的、广泛性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而且是由政府操纵的，为政府利益服务的通货膨胀历史。

现阶段欧债危机继续加重金融危机的阴霾，泛滥的美元在全球大行其道。人们开始思考单纯由一国政府控制发行货币的意义是否真的存在，再度把哈耶克的多元货币竞争理论搬上台面。

很多学者将美国滥发货币导致世界大宗商品物价上涨作为解释本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理由，中国也不例外，很多学者强调美国因素所导致输入型通胀是中国物价上涨的根本动力。但这种观点完全不能解释，美国的货币政策何以没有在其国内造成通胀反而在中国造成了通胀。

众所周知，货币对内贬值摧毁国家信用和市场秩序，对外贬值则摧毁跨境经济往来的利益承诺，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已经成为各国以邻为壑的重要政策工具，一些学者甚至将这种政策工具的使用冠之以“货币战争”。货币竞争是市场选择，而“货币战争”则是政治博弈。有了货币竞争，就不会有货币战争。

欧元区的实践告诉我们，“货币的非国家化”并非天方夜谭，二十年前它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幻想的乌托邦，二十年后或许还真是我们告别通货膨胀的可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