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都怕病，而普通人最怕的是有了病却没钱医治。这种心态，在我国8亿多农民那里尤为强烈。“辛辛苦苦十几年，一病回到改革前”。这句口头禅曾在农村中广为流行，说的是“因病返贫”。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在农村时常可以见到。

两年前，黑龙江省富裕县和依安县的两位农民差不多同时患病，正是遇上了百姓最怕的事，然而，接下来，他们两家的境遇却大不相同。

正月十六，春节过完，富裕县的老周一家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主梁骨老周得了大病，让这个四口之家背上了数万元债务。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如果时间往前推上3年，老周一家在村里算得上数得着的富裕户：车、牛、地、存款，什么都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多前，老周一时浑身乏力，到医院一检查，肺癌。为了治病，家中几万元的存款不到半年就空了。该借的借遍了，该卖的卖没了。如今老周只好硬挺，要不是县里扶贫干部春节前送来米、肉，周家这个年都不知道怎么过。

几乎与此同时，在不过百里之遥的依安县，农民汪女士也得了出血热病，但结果恰恰相反，一场大病并没怎么着。她家为看病花了1.6万多元，村里按规定给汪女士报销了80%的医疗费。算下来，汪家仅付了三千多元。原来，他们有村级合作医疗托着。这个村每年都从集体积累中拿出20多万元扶持村卫生所。

这就是农民最怕的事情：因病返贫，一人得病撂倒一家。周、刘两相对比，一家没有医疗保障，一家有医疗保障，在大病面前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令人欷歔叹息。汪女士享受的医疗，是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村民们小病不出村，得了大病“公”家管。这正是“得了大病心不慌，合作医疗帮大忙”，如果没有合作医疗，汪女士一家迟早也得面临和老周家一样家徒四壁的状况。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根据享受对象可以分为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起源于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合作社”，到1979年，全国90%以上的生产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其经费来源个人和社区集体共同负担。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合作医疗由于没有及时地进行改革和完善而跌入低谷。到1991年覆盖面占农村人口的10%。2003年起，我国开始试点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

这项制度是由我国政府在2002年10月推出的，并明确到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几年来，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得到了扎实、积极的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普及的过程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2011年泸溪县共有23.36万名农民参加新农合，参合率达到了96.22%，较2007年增加了12.71个百分点，除少数长期外出的农民外，基本上实现了农村人口的“应保尽保”。

自2007年以来，国家已经先后4次调整了新农合筹资标准，2011年泸溪县当年筹集的新农合基金达到了5373.86万元，较2007年增加了4542.71万元。新农合基金的逐年增加，为增强新农合的保障能力和促进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泸溪县先后6次根据省、州要求提高了住院补偿比例，截止2011年12月31日，泸溪县新农合共为参合农民补偿医药费用1.2亿元，有69.33万人次从新农合制度中受益。2011年住院实际补偿率已达到59.53%，较2007年提高了近21个百分点，参合农民从新农合制度中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曾几何时，“看病贵”一直是老百姓的心病，在收入普遍偏低的农民那里，对疾病的恐惧更为严重。据说，农民工外出打工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生病，因为价格不菲的医药费会将辛苦挣来的工资大把耗掉。由此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是一件为中国八亿多农民造福的大好事。在2008年1月份，国家卫生部宣布将改革医保制度，并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既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职业病防治，也包括急慢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服务。

“一个有着8亿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国医保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国情。农村，恰恰是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最薄弱的环节，因此要实现医保体制改革的目标，重中之重便是解决农民的医疗卫生。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基本思路与这种特殊国情是完全吻合的。政府和农民共同筹资，对农民的医疗费用进行补贴，当这种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所有农村的那一天，当8亿农民切实得到医疗保障的那一天到来时，可以说，那便是我国医保体制改革的成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