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寻租——千方百计寻找租值大的行当。原因从租值的定义里就可以看出来：租值是指收益下降而行为不改变的那部分收益，收益下降了还坚持干，那不就是表明原来的收益是很划得来的嘛！很划得来的东西，谁不喜欢去争取？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汽车工业步履维艰。宽敞气派但耗油量大的美国国产汽车的市场需求量锐减。相对小巧玲珑而且省油的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却大为出彩，市场份额步步扩大。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汽车工会以及来自产车州的政治家们联手组成强大的院外活动团队，花费巨资游说立法人员与行政当局通过立法阻止日本汽车进口，保护国内市场。

最终，里根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在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同日本政府达成了关于汽车进口配额的协议。这一协议使1981年到1983年期间美国国产汽车的价格每辆上涨了400美元，日本生产的汽车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每辆上涨了1000美元左右。1984年，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由于这一协议而增加了89亿美元。

寻租产生的条件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它往往与政府干预的特权有关。在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寻利的企业家发现寻利有困难，转而进行寻租活动，取得额外的收益。美国汽车制造商获得的这89亿元的额外利润就是得到的租金，即租值。

只要资源的所有者想多得而不愿少得，他们大概就要去寻求租金，寻求租金无非是寻求利润的另一说法。关于社会相互作用的传统经济模式是以一种假定为根据的，即人们都力图使预期收入的当前价值极大化；而且，经济理论的重要论证涉及这种个人寻求利润与向往的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吧：

假设原来有一个商品卖10元，其中的2元作为租值被商家拿走了，现在政府突然宣布施行价格管制——这商品只能卖8元了，则价格低了2元，想来抢这商品的大有人在，怎么办？人人都想要这商品，但只有一个，给谁？

替代“价高者得”的准则很多，其中排队比赛谁来得早是一个准则，比赛喝酒看谁喝得多是另一个准则，考试看谁的分数高又是一个……准则数不胜数。究竟是哪一个准则代替“价高者得”准则，那是后话了。

这里假设通过“排队”这一准则来决胜负——谁排在第一名谁就能以8元买下这个商品。此准则一旦宣布，首先行动的是退休的老太太，老人们通常早上睡不得懒觉，早早起床，无事可做，忽然记起便早早去排队，可获得便宜了2元的货，何乐而不为？

在理想化的市场秩序模式中，寻求利润作为一种活动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单个参加者既不能预见到，也不能理解的。但是，把它们作为秩序本身的特点来评价却是“好的”。所以，在这方面，寻求利润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会造成外部经济；用庇古的术语来说，寻求利润的社会边际产品超过私人的边际产品。

由于亚当·斯密的缘故，我们得知屠夫与面包师傅寻求利润的活动保证了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利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活动，市场才能使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有效地进行配置，才能组织生产和分配，才能把价格作为比较有价值的标准加以确立。

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公职人员在采购茶叶时是否有吃回扣的行为，但我们很难判别一个投资几十亿元的项目是否合理，或者一个投资项目选址于特定的地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还是官员以权谋私，或者政府给某个外商划拨一块地是为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是权钱交易。一句话，我们希望政府为我们办的事越多，政府的透明度就越低，监督就越困难，我们所不希望的腐败就越严重。一些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也有很腐败的政府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一个社会是把资源（包括人力资本）用于生产性（寻利）还是用于非生产性活动（寻租）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换言之，好的制度激励人们去做蛋糕，而坏的制度则诱使人们去分蛋糕。寻租不仅影响一国的经济活动，而且影响一国政治和社会活动。我们这里主要探讨企业家寻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有限的，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寻租方面，那么用于寻利的时间和精力就大大地减少。布鲁克斯、黑吉德拉1988年设计了寻租竞争与科技竞争的动态比较模型，分析了寻租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也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寻租竞争取代科技竞争的恶果。他们认为，社会生产水平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一种竞争，这种竞争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资源。如果发生的是科技竞争，那么虽然是从较低的生产水平出发，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可以大大地向外伸展；然而如果发生的是寻租竞争，由于寻租只是把社会资源白白消耗于非生产性领域，对生产力发展不能起到推动作用，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将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