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摧枯折腐之势席卷全球金融市场并且冲击各国经济的金融海啸已渐行渐远，但是对金融危机起因、金融创新得失的探讨与反思，还远未结束。尤其是对于衍生品功过是非的讨论，有人说，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危机的延续。

此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具有鲜明的新金融经济时代的特征，衍生品的高杠杆性、复杂性与虚拟性对金融危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并对其全球转移与扩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衍生品只是金融风险链的中间环节和金融危机的延续。主要原因是，衍生品是脱胎于基础资产而存在的，而其价值取决于基础资产。当金融泡沫产生，并且无法支撑而破灭时，基础资产的价格大幅下跌，其衍生品随之顷刻翻覆，并导致市场的雪崩效应。

金融衍生产品具有零和博弈和高杠杆性等特点。

零和博弈是指合约交易的双方（在标准化合约中由于可以交易是不确定的）盈亏完全负相关，并且净损益为零，因此称“零和”。

高杠杆性是指衍生产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满足基础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投资者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如果交易过程中的保证金比例低于维持保证金比例，就需要追加保证金以维持仓位，如果投资者没有及时追加保证金，其将被强行平仓。合约的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因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金融衍生品的这两项特性，使其本身带有巨大的风险。当然，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不光来自其自身，内部控制和监管的薄弱也使其风险进一步加大。

从微观的角度上来讲，对交易员缺乏有效的监督是内部控制薄弱的重要表现，也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

例如，巴林银行的覆灭就是内部风险管理混乱到了极点的结果。首先，巴林银行内部缺乏基本的风险防范机制，里森一人身兼清算和交易两职，缺乏制衡，很容易通过改写交易记录来掩盖风险或亏损。同时，巴林银行领导层分裂，内部各业务环节之间关系紧张，缺乏一个独立的风险控制检查部门对里森所为进行监控。在日本关西大地震之后，里森因其衍生合约保证金不足而求助于总部时，总部竟然还将数亿美元调至新加坡分行，为其提供无限制的资金支持。最后导致整个巴林集团的覆没。

从宏观来看，政府的金融监管不力也是造成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的另一主要原因。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曾是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却在俄罗斯上演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滑铁卢。然而导致其巨额亏损的制度性原因就是监管中存在的真空状态。令人唏嘘的是，甚至在公司出事后，美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都还不清楚其资产负债情况。由于政府对银行、证券机构监管的放松，使得许多国际商业银行集团和证券机构无限制地为其提供巨额融资，这种无限制的放纵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较为典型的是瑞士银行（UBS）和意大利外汇管理部门（UIC），分别因此损失7.1亿美元和2.5亿美元。

衍生品属于虚拟经济范畴，却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泛滥或虚弱的虚拟经济都不利于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与美国过度依赖虚拟经济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是虚拟经济不足，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与风险对冲的需要。因此，掌握好衍生品的发展程度是非常重要的。

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对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造成了空前冲击，许多金融机构倒闭，大批人员失业，经济元气大伤。但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增强了美国金融体系受创后的再生能力，衍生品助其迅速转移、分散、化解了大量风险，避免了经济体系与社会的崩溃，降低了长期经济衰退的概率。但基于以上分析，金融衍生品的大量存在也为美国经济埋下了后患。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规范衍生品的存在和流通。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来说，金融创新应与监管相适应，创新过度超前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反之则不利于保持市场的活力。美国金融市场的状况是监管滞后于创新，而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衍生品市场发展滞后，但监管过细过严，市场机制发挥不够，创新动力不足。适度的金融杠杆有利于增加经济活力，也是衍生产品交易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市场的杠杆过低或设置不合理，直接导致资金利用率不高，市场缺乏国际竞争力。在金融危机席卷后的今天，合理利用衍生品来对冲与管理风险，加快创新步伐，并加强监督，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与金融资源的争夺战中取得主动地位以及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金融危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