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向速度看齐的时代，我们这个狂飙猛进的社会是不是可以略微地停下脚步，审视下过快前进的过程，思考下是不是有些东西比冰冷的数字更加重要，比如社会福利的跟进，比如收入分配的更加合理，比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再比如大量出现的老年群体。

养老，长久以来被认为仅仅是家庭与政府的责任。但是社会的发展、人才的流动，使得养老的产业化趋势日显。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改变中国人的养老观念，更需要改变中国人的养老模式。

截止到2010年底，本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331.02万人，占总人口的23.4%。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500万人，占33%以上。老龄化使家庭代系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四二一”家庭结构成为普遍现象，“八四二一”结构也在加速演进。老龄化带来巨大养老需求，而目前社会养老服务尚未形成规模。

上海的养老形式主要包括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家庭养老等。这些养老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压力，但与养老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如机构养老，目前上海市共计625家，床位数共计97841张，仅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3%，且目前的养老机构大多为小规模、低层次，无法满足巨大的养老需求。

上海市的机构养老现状折射出中国养老堪忧的状况，仅从城镇养老院严重不能满足日益老龄化的需求就可窥见。私人养老院费用昂贵，公立养老院严重不足，家庭养老问题诸多。住不起、住不进、住哪里，正成为城市老年人的养老心病。

由于现在儿女都忙于工作，无暇照顾老人，再加上人们思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进入养老院进行养老。从经济供需上说，机构养老的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在供给上，中国的养老机构并没有及时跟上，做到位。有的老年公寓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服务较好，但是租售价位较高，有的月租价高达2000?3000元，很多老年人只好望洋兴叹。

在上海市选择老年公寓的老人中，86.3%希望每月所需费用不超过1000元。北京市2000年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60%以上表示近期或以后愿意入住老年公寓，但他们所能承受的平均价格为860元；大连市老人入住老年公寓和养老机构可以接受的价位为400～500元。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1万人。按照国际上5%的老年人要利用机构养老的经验，中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现在缺口达540万张，是现有床位数的200%。来自北京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养老机构总数401家，其中公办215家，民办186家，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是2.9张。北京养老，一床难求。

可见，在我国目前广大老年人的收入偏低的情况下，老年公寓的档次和价位要适应广大中低收入老年人的承受能力。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事业很艰巨的国家，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要变老。中国的养老产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需要社会各界都来关心、支持这个事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是最先赚到钱的人。养老产业是“朝阳产业”，紧盯着养老产业这块“大蛋糕”，大量的民营资本早已跃跃欲试。由于现有政策不够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相关职能和配套体系尚未建立，养老产业发展还存在诸多发展障碍，使得民营资本还不敢贸然进入。

所有的问题如果换个角度想可能就迎刃而解：政策不完善反而会给首先进入养老机构的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优势。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需要民办机构的积极介入。现在的养老市场以公办为主，要想实现养老市场的合理分配，真正解决养老供需不对称的问题，还是需要鼓励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如果此时，具备一定资金优势的企业能够提早介入，进入壁垒，会以较低成本的代价换取未来很长时间的行业领先优势。

处理好老龄产业的盈利与福利的关系是发展老年住宅必须考虑的，作为一个产业，追求一定的盈利水平，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是市场化运行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能否获得合理的利润，反映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健康状况。

针对一些与老年福利和老年救助有关的老龄产业，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些特殊的支持政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政出多门可能导致的各项政策的相互抵触和冲突，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该由专门机构进行统一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并纳入到老龄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中，以保证政策支持的有效性。

当一个老人说“我想去养老院”的时候，也许是他对社会提出的最后的、最大的需求了。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呢？养老事业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政府在这方面将有更大的作为，社会力量也将有更大的空间，尽快把一个个优质的养老机构建立起来，就是社会为老人尽孝。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说：“我要去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