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年轻伴侣到旅行社来预约蜜月旅行的行程。旅行社的职员就航班坐席的问题向他俩做着解释。

“到夏威夷的这个观光行程没法预先指定飞机的座位。”

不过这对伴侣显然希望能够坐在一起。这种要求当然是人之常情，明明是蜜月旅行却没法坐在一起，这确实是件晦气的事情。

“也就是说，一直到飞机场领登机牌之前，都没法知道座位的具体情况对吗？”

“嗯，确实是这样。如果你俩实在想要事先指定座位坐在一起，那么只好改成别的行程套餐了。不过要是这样的话，现在这个行程套餐的各种优惠就没法包括进去了。”

“现在的这些优惠虽然倒是很吸引人，不过我俩不管如何还是想坐在一起。那这样吧，就改成其他行程套餐好了。”

在机场办理登记手续时，如何确定座位这件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要看个人的运气。而这对伴侣是否能够坐到一起，这就要看那些比他们更早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的座位情况了。因此这对伴侣取消了包含优惠内容的行程套餐，而改成能够事先指定坐席的行程套餐。

如果这样的问题摆在你面前，你会如何做出判断？相信大多数人也都会像这对夫妻一样做出选择。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选择，就要涉及确定性效应。

所谓确定性效应，是指决策者在与仅具可能性的结果相比，往往对确定性的结果以较大的权重，而对可能性结果的赋值，通常都以较低的权重。由于这种确定性效应的影响，决策者对于一些潜在的积极的报酬，却会表现出一种风险厌恶的倾向。这是在丹尼尔·卡纳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中提出的。丹尼尔·卡纳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1986设计了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虚假确定效应。

首先，考虑这个例子：

下面的两种选择你更喜欢哪一种？

A：获得30美元

B：80%的机会赢得45美元，2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个情况下，78%的参与者选择了A，只有22%的人选择了B。这是远景理论和框架效应中典型的风险厌恶现象。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更喜欢哪种选择？

C：25%的机会去赢30美元，75%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D：20%的机会去赢45美元，8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个例子中，42%的参与者选择了C，58%选择了D。

和第一个问题相比较，两个选项赢的概率都是第一个问题的1/4（C的可能性是A的1/4，25%=1/4；D的可能性是B的1/4，20%=80%/4），但是在期望收益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在第二问题中，人们倾向于选择第二个选项。

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试着把刚才两道问题的选项代入这个关于行程套餐选择的案例来看一看。假设我们能够事先指定相连坐席的行程套餐为（行程1），而不能的为（行程2），而在行程2中，办理登记手续时，能够得到相连坐席的概率为0.5。这时候选项可以分为：

（行程1）确定能够获得相连坐席

（行程2）确定坐席相连的概率为0.5，包含优惠

而这对伴侣选择了行程1。

接下来，依据丹尼尔·卡纳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假设的第二个问题的选项来思考一下这个行程套餐选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选项可以分为：

（行程3）0.1的概率能够坐到一起

（行程4）0.05的概率能够做到一切，包含优惠

如果将行程1与行程2进行比较的话，更多的人会考虑选择能够确定坐在一起的行程1。而把行程3与行程4再做比较时，由于不管哪一个坐席相连的概率都比较小，因此选择包含优惠的行程4的人会更多。

我们姑且省略掉对于行程套餐选择相关的矛盾之处的证明，不过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确实能够观察到人们重视确定性，而忽视较小概率差异的倾向。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案例随处可见。就拿选择股票来说，股票经纪人在面临一种购买股票的选择时，如果其中的一种股票红利较小，但结果却是肯定的，而另一种股票的红利较大，但结果却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时，多数股票经纪人都会倾向于购买红利虽小，但肯定能得到红利的那种股票，而不愿意去冒风险购买红利虽大，却仅具有得到红利的可能性的那种股票。这就否定了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模式的假定，即决策者总是选择收益最大的方案。

确定性效应的关键因素是决策权重的性质，它说明人们对确定性结局喜欢（不喜欢）的程度大于对可能发生结局的喜欢（不喜欢）的程度，反映了人们对待风险态度的决定要素是人们处理确定性结局和不确定性结局的方式不同。因此，大多数人对不确定结果中正的结局（增益）持回避态度，对确定性结果中负的结局（损失）持追逐风险态度。

35岁的我们已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懂得一定的确定性效应的知识，并且学会合理运用经济学中的确定性效应，一定能够为我们解释身边的经济行为提供一定的依据，也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面临选择时作出最合理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