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可卿死了之后，她的公公贾珍觉得贾蓉只是一个监生，面子上觉得不好看，心里一直很不自在。这天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亲自前来祭奠。于是贾珍把戴内相迎至逗蜂轩，希望其能从中周旋，为贾蓉谋得一官半职。
戴权说：“这件事刚好凑巧，最近正好有个岗位缺口。现在300人的龙禁尉短了两员，昨日有人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来求我，我就答应了。还剩了一个缺口，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要，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吧。”
领侍卫大臣的副手，一叫内大臣，主管亲军，一叫散秩大臣。散秩大臣是清朝皇帝除了封爵外封赏功臣的一种方法，是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以及公、侯等世爵子弟谋职的一种出路。宁国公之孙、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向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捐一个龙禁尉，也是符合当时的行政程序的。
而像戴权这样主管龙禁尉的招募工作的官员和那些掌握职业资格认证的垄断部门，他们能够通过操纵或者控制经济环境从中获取“租金”最终赚取收益，而不是通过正常的交易或者在生产中创造利润，经济学上称这种行为为寻租。
贾蓉为了得到龙禁尉这个缺，必须花去1200两的银子。在清朝雍正年间，正五品的官员，年俸禄是80两银子，80斛禄米，贾蓉捐到这个职位，按照俸银计算，要12年的收入，才能收回成本，当然，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因为只要有了龙禁尉这块金字招牌，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多了。何况，宁府获得的主要收益，不在银两上面，而是把可卿的丧事办得风光体面。
戴权出租的龙禁尉这个职务因为供给固定，供给曲线垂直，没有弹性。因为龙禁尉的供给固定，所以宁府付出的这1200两银子，全部都属于经济租。如果皇家监管得利，所有的侍卫都通过正常程序选拔上来，那么，每一名侍卫都不需要为了贿赂领侍卫大臣而多花一文银子，戴权得到的经济租就是零；如果永兴节度使认为龙禁尉这个职位，只值得捐1000两，而没有贾蓉这样的竞争者，那么戴权得到的租金就是永兴节度使的1000两；但最终，宁府认为花更多的钱是值得的，所以，这个职位的租金才达到了1200两之多。戴权出租龙禁尉的收入，取决于买方谁出的价更高。
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寻租行为不仅不能提高经济效益，反而损坏了整个经济体系。由于人们天生都有钻漏洞的习惯，就算是最理性的经济人也避免不了走向寻租的道路。在这样的寻租过程中，溜须拍马、请客吃饭、权钱交易等行为都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按照极端自由市场理论的观点，即便是患有狂躁症的男人，也没有必要拥有驾驶执照后才能上路：如果他是理性的，他就该尽量不去开车或者根本就不买车，因为他能估计到自己驾车的风险远远高于常人。然而，人类的思维方式却常常与理性背道而驰，越是患有狂躁症的男人，他越会高估自己开车的水平，越会追求超速行驶的快感。喝醉酒的人也是如此。其实，不仅患有狂躁症的男人或者酒鬼如此，我们大部分人也是这样。人类似乎越来越陷入自恋的怪圈。
心理学家曾用“如果由我来统治世界，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好”这句话来测试人们的反应，结果，相比于1982年时人们的表现，到了2006年，2/3的人对自己的评估都高于1982年，很多人认为如果由自己控制某种局面，结果会变得更好。这也就难怪，我们在马路上会表现得越来越狂妄，特别是男人们，他们更愿意做出一些冒险的举动，例如闯红灯。
来自欧盟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的统计数据说明，在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中，男性达到了70%的比率。在所有男性的交通事故死亡者中，有39%的人血液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dl，而女性所占的比率只有18%——男人们的雄性激素引诱着他们把公路当成宣泄的场地和表现控制欲的地方。
医疗无疑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有人曾对进行手术的操刀医生进行调查，有20%的医生承认，他们在给病人开刀的时候，曾经开错过位置。理性地说，如果医生没有向病人详细说明手术的风险，病人就有权利起诉这位医生。但是，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病人对医生的手术是否满意并不是从医学角度考虑，而是从他们对医生的喜爱程度来考虑：如果医生说话的语气平缓温和，那么，大部分病人都会对医生感到满意而不会深入考虑手术的风险。
寻租行为的各个层次一环套着一环。人类社会的寻租现象并不是某些人的个别行为，而是牵涉到利益的各个相关方。戴权“出租”龙禁尉不仅肥了自己的腰包，而且满足了贾府的虚荣，其他官员看到大明宫掌宫内相能得到油水，于是又想着法子谋取这个职务。
那么，我们这些非理性的行为和相关部门是否进行管制有什么关系呢？显然，对于驾驶和医疗这些高风险行业而言，政府应该进行严格的把关，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在这里失效了，我们身上固有的心理弱点会让我们在这些高风险行业中付出生命这样的高昂的代价，我们需要一个严格、公正的体制培养我们的安全意识，培养我们进行安全操作的习惯。
像戴权那样的卖官行为和垄断部门的职业资格认证，都会造成经济运行的低效率。但是，我们无可否认的是，驾驶执照和行医执照这样的资格证明我们却无法废除掉。因为它们事关乘客或者病人的生死，一旦出现差错，失去的就可能是一条条生命，而生命是无法用效率损失的成本来估价的，即便效率再低，只要能避免生命无谓的伤亡，再大的效率损失都是值得的。但是，对那些市场可以解决的人才甄别机制，相关的管制就显得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