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生万物，滋润森林草木，森林绿地也输送点滴雨水反哺河水，双方形成一种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格局，从功利角度而言，产生了双赢的合作均衡。观照水造就的这种合作均衡，会令我们汗颜，因为我们热衷于博弈，常常陷入非合作均衡的处境，囚徒困境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其中蕴藏的博弈论原理。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过，做生意的人都不是傻子，你希望利益最大化，我也肯定如此。

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纳什均衡最优策略（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战略），从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

纳什均衡达成时，并不意味着博弈双方都处于不动的状态，在顺序博弈中这个均衡是在博弈者连续的动作与反应中达成的。纳什均衡也不意味着博弈双方达到了一个整体的最优状态。

纳什均衡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成，并且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的理由来打破这种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将囚徒困境作为重要课题之一的博弈论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市场和竞争的看法。

被誉为经济学圣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句名言：“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常常会比他实际上想做的那样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囚徒困境显然不是一个最佳的结果。然而，它竟然是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将达到利他的效果。通俗点说，就是“人人都为自己好，社会就会变更好”。囚徒困境却对斯密提出了有力挑战：对两个嫌疑犯来说，在斯密精神的指导下完全为了自己好，结果却是大家都不好。

我们已经知道，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嫌疑犯相互串供（经济学上要文雅一些，称之为“合作”），就能达成最好的结果；或者换个角度，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也能共同获得最短时间的监禁。这时，问题就变得深刻了：每个人的利己行为，导致的最终结局却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只有合作，才能使得大家获得最多的利益，形成所谓的“双赢局面”。话说回来，这个结论又何尝不直指人性的本质呢？

如果将囚徒困境和纳什均衡运用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我们会看到在社会、经济、政治、管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司空见惯的博弈现象。

其实，人们在生活中处处都有囚徒困境：幼儿园小朋友互相分享玩具（给他玩，不给他玩）；情窦初开的男女互相表白爱情（表白，不表白）；公共走廊卫生的维持（不扔垃圾，扔垃圾）；老板与下属的关系（信任，不信任）；商场上，生意伙伴的非正式合同或君子协定（不违约，违约）；竞争对手打价格战（不降价，降价）；国家间的对抗（和平，战争），等等。

虽然括号内前者都是大家想要达到的目标，自私（理性选择）的结果却是大家不得不接受后者。小朋友仍在自己玩自己的玩具，虽然慢慢有点厌烦；韶华已逝的男女偶然发现当年对方暗恋的都是自己，徒呼奈何；你扔垃圾我也扔垃圾的结果是公共走廊难以找到下足之地；怕下属营私而事必躬亲的老板丧失了业务机会；怕对方违约的商人自己也没有做成买卖；怕竞争对手降价后独占市场的商家们竞相杀价，把一个又一个行业做烂；怕吃亏的国家之间也是永远战火绵连。可谓“你我谁不是囚徒，天下何处无困境！”

囚徒困境还适用于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说，有些企业很清楚环境污染的危害，也不愿意这么做，但在很多情况下却被迫放弃污染治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作个假设，即政府没有严格的管制，那么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如果其中一个企业家良心发现，自愿投资治理污染，那么他的生产成本必然增加，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最后，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导致破产。由此，所有的企业最终都会进入纳什均衡状态。

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乡镇企业因为盲目发展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就属于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从长远看，这种“纳什均衡”是极为有害的，它必将导致个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成为“陷入困境的囚徒”。而在政府加强了污染管制后，企业都投入了成本以有效降低污染，即在治污上采取了合作的姿态，结果是获得了与高污染时期同样的利润，但是环境却得以大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