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外部性

——谁是污染的受害者

谁是污染的受害者

煤矿企业不会关心酸性矿水排放到农田，因为它的任务是采煤。电厂也不会注意到周边空气的污染，因为它的工作是供电。海上渔民并不会考虑他的行为会对整个海域鱼的储量以及对其他渔民捕捞机会的减少产生影响，因为他追求的是最大捕捞量。农场经营者不大会考虑若干年后土地盐渍化，因为他更关心的是近期内谷物的收成。造纸厂并不为附近的河流污染忧虑，因为它心目中关心的是纸张的成本、市场行情和销路。

全球范围内的商品生产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

数据显示，全国每年因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相当于广东一年的粮食产量，可以养活常住珠三角的4000万人口。

湖南素称“有色金属之乡”，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量亦居全国首列。以2007年的数据为例，湘江流域汞、镉、铅、砷的排放量，就分别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54.5%、37%、6.0%和14.1%。

1966年，湘江检测出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1978年，湘江已成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根据湖南省环保局1981?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总体水质在上世纪90年代就呈现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

通常，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会产生很强的外部性，这是导致环境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外部性日益严重，虽然由于其分散的特点而不易观察，却由于长期的累积效应而“聚沙成塔”，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环境影响是普遍存在的。生产或生活过程中所发生的环境外部性多表现为外部不经济，就是说，环境破坏者没有内部化那些成本，直接转嫁到外部的公共机构或微观经济单位，以邻为壑，作了外部处理。

外部不经济是指某些企业或个人因其他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受到不利影响，又不能从造成这些影响的企业和个人那里得到补偿的经济现象，如江河上游造纸厂排放污水，造成下游农作物歉收、农业减产的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环境资源的不可分割性，产权界定成本非常高或根本就难以界定。因为环境资源具有全部或部分公共性。这又使得人们可以互不排斥地共同使用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而不考虑其公正性和整个社会的意愿。

当家庭或厂商私人经济活动的水平高于社会需要的最优水平，往往会出现外部不经济。

以环境污染为例，企业或者个人从事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制造垃圾，这种行为对企业本身有利，却无形当中给社会和他人带来“享用”被污染空气或者水质等消极影响。因此，相关企业或个人理应缴纳垃圾处理费，承担必要增加的治理环境的成本。

对于企业而言，环境污染显而易见，比较容易被人们察觉。而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良的消费习惯也导致了外部性的发生。只不过由于个人的消费外部性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不容易被人们所觉察。

消费者商品零售场所每年都要使用大量的塑料购物袋，而且已经形成多年的消费习惯。塑料购物袋的确给消费者带来很大便利，但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很大的危害。

全世界塑料包装只有1%被回收和再利用。这些98%或99%的被用过就扔掉了的塑料包装哪里去了呢？它们也许永恒地待在垃圾场那里了。一个塑料袋要四百年才自行破烂。它们也许被风刮跑了，在街角树梢上，像破旗子似地飘着；或掉到江河湖海里了，像海藻一样漂荡在水中或沉入水底。而这，正是大部分塑料袋的归宿。塑料袋永远不会消失，即使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塑料这种物质也不能变成尘土什么的。

就美国来讲，每年有一万亿的塑料包装袋被扔掉了。这些塑料包装袋等都是由石油或天然气做成的，这些袋子在美国一年等于消耗了1200万桶原油。据测算，目前我们国家每年随着生活垃圾进入填埋场的废塑料占填埋垃圾重量的3%～5%，其中大部分是塑料袋。塑料袋在超市里购物以后回家就变成垃圾袋。特别是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在填埋过程中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不易降解，造成土壤板结。

消费领域中产生外部性的范围很广，从一次性包装到大量的生活污水，只要消费者没有为他们造成的环境损失付出应有费用，其结果也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相类似：要么由社会或政府来支付这笔费用，要么听任环境质量随外部性的累积而下降。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外部不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成本并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而是无意识强加于他人的。要想减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外部性，就要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就是说，把消费中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成本变成当事人的内部成本，促使消费者以环境友好方式实现消费效益最大化，进行绿色消费。“外部不经济”的问题，并不是市场交易活动产生的，市场机制是无能力解决的。既然环境污染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那么采取“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种手段便“名正言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