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收益递减一直被奉为经济学的金科玉律。假定边际收益递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稀缺性。既然资源是稀缺的，那么就会引出争夺资源的竞争，而在竞争之下收益就会递减，直至与边际成本相一致从而达成所谓的均衡。而收益递增说所强调的是胜者通吃（winner-take-most），也就是领先者更领先，并最终一统市场，即如果不是第一，最后就是灭亡。

上述情形即一般所形容的“锁入效应”。所谓的锁定只是暂时的，会被一波接一波的新技术发展所取代。可如果是这样的话，所谓的收益递增就只能是一个短期或者说服从于收益递减的现象，因为它最终走向了收益递减。设时间为横轴，边际收益为纵轴，人们所看到的就会是一幅拱形图。打个比方的话，收益递增就像是一股龙卷风，从一个角度看它不断地从外部吸入资源（收益递增）。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则有着非常明确的边界，也就是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稳定的现象是无法观察的，也因此人们不会看到它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稳定性开始崩溃，最终走向了递减的宿命。

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记录（“史诗”）里有一段关于录像带制式的“悲剧”。在这段悲剧里扮演主人公的（在希腊悲剧里称为“英雄”）是日本索尼公司。

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流行两种不同的录像带制式：（1）BETA；（2）VHS（也叫“大1/2”），索尼公司生产的BETAMAX，在技术家的评价里比“大1/2”先进得多。但是后者的生产商是老牌产业巨头松下电气。在录像带的市场竞争开始之前，松下已经比索尼占有大得多的家电市场并且与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和电视机生产商建立了比索尼公司密切得多的伙伴关系。凭借了市场份额的优势，松下在十年内彻底击败了对手的优势技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小1/2寸”的录像带了。

凡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或收益递增效应的社会生产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生产者都不得不追随“主流”。无论如何，当时录像机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在于不知道哪一种录像带制式将会成为“主流”；同样，录像带生产商们面临的风险是不知道哪一种制式的录像机会成为“主流”。这一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对那些价值较高的产品比价值较低的产品更加重要。买一盘“小1/2寸”录像带的风险比买一台同样制式的录像机的风险小得多；买一台录像机的风险比建造一家生产这类录像机的工厂的风险小得多。那些喜欢依靠政府干预经济的人会声称声称这真是“市场失灵”的典范，这里计划委员会的作用将会和交通警察维持统一的交通规则的作用同样关键。没有人确定地知道在现有的知识当中哪些是与未来的知识互补的，哪些是将要被淘汰的。

上述的风险叫作“锁入”风险，即由于追随了与未来主流的制式不同的制式而不得不在未来重新购置资产（或物品）所支付的代价。当锁入风险很小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力量足可以保证最先进的技术最终统治整个市场。当锁入风险很大的时候，先进的技术未必能够成为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于是“悲剧”就发生了。索尼的悲剧就在于，经济上合算的技术不是事前靠了纯粹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有历史发展本身能够对此类事件作出判断，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过“实践”意味着事前不可预知。

综上所述，没有人知道未来市场上的技术应当是什么样的，哪怕他熟知现有的全部技术（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是怎样的）。只有鼓励人们在一切方向上探索和创新，才有最大的生存几率。

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随波逐流，那么主流的方向必定就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向和追求。于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更时，这个社会很可能消亡。这个社会之所以消亡，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去吃那螃蟹”，或者如恩格斯所说，没有那第一只敢于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将目光转向美国可以看到，这里发生着同样的“悲剧”：1997年每一千个寻求风险资本贷款的项目只有一个得到了贷款；而在每一万个得到风险资本家支持的项目里，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地占有1%的市场。最后请记住：如果不是第一，最后就是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