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产生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们每个人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毁灭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加拿大魁北克水电公司在詹姆斯湾附近共规划了三期工程，一期工程自20世纪70年代开工建设以来，就已经造成了周围地区猎物减少、鱼类死亡和重金属污染，严重影响了詹姆斯湾周围的克里人和因纽特人的生活。为了阻止魁北克水电工程对土地的继续破坏，克里人除了动用法律手段外，还成功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印第安人的环境观。这其中最为震撼的事情是，由10名克里人和因纽特人组成的团队，划着一条25英尺长的独木舟，从渥太华出发，历时两个多月，在1990年地球日这一天到达了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土著人的这一举措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赢得了纽约民众的广泛支持。迫于压力，纽约州取消了与魁北克水电公司总额为170亿美元的水电合作项目。1994年，魁北克省政府也宣布无限期推迟魁北克水电公司在詹姆斯湾的第二期计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能源部就着手寻找合适的核废料存放点，大部分印第安部落反对接收核废料，但仍有几个印第安部落有意接收，其中最著名的是犹他州斯卡尔谷的戈舒特人，他们是所有印第安部落中接收核废料最为坚决的。按照其酋长利恩·贝尔的说法，“在白人的想象中我们的形象应该是：住在帐篷里，骑着马，那是不真实的，你不能够靠偶像来养活你的家人”。而通过接收核废料存放，既可以赚钱修建保留地的基础设施，又能同时使“传统与文化资源不受影响”。
北美印第安人环境问题上的不同应对方式，可以说是一个深陷历史和现实双重“公地悲剧”的系列个案中的典型。有些时候人们的境遇和印第安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其实，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有些公地悲剧是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例如英国伦敦的空气污染，雾都主要是通过减少用煤和采暖技术解决的。人口增长通过避孕技术得到控制，核武器竞赛则因为冷战的一方解体暂时告一段落，通过现代的遥感和地震技术，那些大规模的核试验已经无所遁形。这类手段几乎不诉诸道德和伦理价值转变。
防止公共资源悲剧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及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二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在实际中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当悲剧未发生时，如果建立起来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就可以通过牧牛成本控制数量或采取其他办法控制数量。
即使到了现在，租用西部山区国家土地的牧人证实这样矛盾的存在；他们向联邦机关施压，要求增加牛的数目，几乎因为过度放牧导致侵蚀和杂草丛生。全球海洋依然因为公地哲理残存而受害。海洋国家依然听从“四海自由”的口令。他们声言相信“海洋有无穷资源”，令多种鱼类和鲸鱼几乎灭绝。
国家公园是公地悲剧的另一个例子。现今是对外开放，没有限制。公园范围是有限的，但人口增长没有限制。公园访客享乐的价值逐渐减弱。很简单，我们要尽快不要把公园当做公地，否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价值。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出售为私人产业；可以保留为公共财产，但分配进入的权利。分配可以是以财富为基础，用拍卖方式。亦可以根据一些彼此同意的标准来定优劣。可以是彩票。或是先到先得。虽然这几种都令人反感。但我们必须选择或是默许我们称为国家公园的公地被毁。
除了确定产权即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还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若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如果两家都这么做，过度开采实际上可能减少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在实践中，两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使从一片油田的所有油井开采出来的总数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
最后，还有两种传统方式可以阻止公地悲剧发生。一是政府通过征税制止侵犯公共物品的行为；二是将公共物品私有化。
自由市场学派更偏向私有化，但经验显示，私有化很可能会导致“特权拥有化”，只有掌握了特权的人才会从这种私有化中得利。已故的政治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曾论断：甚至最激烈的斗争者——占山为王的“土匪”，也会保护公共利益，因为他从公共品中的分成最大。这是一厢情愿，因为这意味着同样可能带来“私地的悲剧”。比如一片私人围起来的海滩，禁止旁边的多数人也去享受海洋的浪漫。
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指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大量集体行动困境的案例（比如公地悲剧），这些困境不是由更强的政府管制或者私有化解决，而是通过自我约束解决，这意味着个体的利他行为会导致对公共物品的保护。很多群体通过有公益心的个体、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来解决集体问题。
奥斯特罗姆建议政府和民间团体进行合作，给民间团体足够的空间和支持，来解决一些政府不能够有效解决的小问题。换言之，她反对那种简单的观点，认为世界的问题只是由政府和私有企业解决。公共物品领域需要公民以一种主人公身份参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