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后来人们普遍把乌托邦看做绝对平均主义的代名词。

绝对的平均主义是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平均主义产生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平均主义者企图用小型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的标准来改造世界，幻想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平均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进而要求消灭一切差别，在各方面实现绝对平均。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衡量公平的标准，并本能地去追求以达到这种公平。不可否认，历史上的诸多变革均是因为一部分人觉得现状对于自己是不公平的，从而想要去改变或推翻。在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还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念。

从1851年1月洪秀全金田发动起义到1853占领南京建立政权，以及之后的北伐，太平军志在创造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符合了当时大多人的愿望，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大力欢迎和支持。

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平均与公平中产生了矛盾。公平并不等同于平均，介于每个人不同的衡量标准，没有的人希望自己能与人拥有同等的东西，然而在大家拥有都平均的情况下人又希望自己的东西优于他人或多于他人，即所谓的优越感。虽然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体现了其强烈要求社会平等的意愿，但其诸多行为政策却又与之自相矛盾。

“均贫富”，“均贫贱”，“均平”，“均田”。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都成了一纸空文。太平天国实行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坐轿，根据等级设置不同人数轿夫，领导人们穷奢极用，大兴土木，娶妻纳妾，互比排场，还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如“女子起眼看主不止罪万千”。

洪秀全想要实现绝对的平均主义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仍旧不能改变社会的形式，美丽的农民乌托邦神话也因此落空。起义的时候还只是普通的农民，所以想当然认为同富贵是理想社会，然而他们没有料到人性贪婪的一面，那就是在他们建功立业之后，不甘愿与普通百姓同贵贱，同贫富。

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农民要求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建立一个有饭同吃、有地同耕的理想社会，从摧毁和瓦解封建所有制角度来说，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主义抹杀劳动报酬上的任何差别，否认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把社会化大生产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

由此看来，绝对的平均主义只能是思想上想想而已，搁在哪块现实的地上都不堪一击。平均主义的认识根源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没有超越一切经济条件或经济关系的绝对平等。平均主义往往把任何差别都看做像阶级差别一样的“贫富不均”，一概加以反对，认为毫无差别的平均分配绝对好。这种平等观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

世上没有绝对的平均。如果真的绝对平均了，反而是另一种不公平。人生来就有很多的差异，出生背景不同、家庭关系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

其实，人的一生就是欲望不断产生和满足的过程。世界上的事从来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所失才有所获。只有对生活、对工作付出，才有可能得到期望的回报。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利用自己占有的社会资源，迅速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而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资源的人，则要认清生活中存在的不公平，把自己的劣势变成努力奋斗的动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寻找机会，坚持自己想干的事情，终究可以扭转你所认为的不公平。

比尔·盖茨说：“社会是不公平的，我们要试着接受它。”与其创造不现实的公平乌托邦，不如在纷扰的社会中寻找一块宁静的土壤。承认生活并不公平这一事实的一个好处便是，它能激励我们去尽己所能，而不再自我感伤。我们知道让每件事情完美并不是“生活的使命”，而是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挑战。

其实社会没有公平不公平，生活中中从来没有绝对公平的理想国。我们许多人所犯的一个错误便是为自己、为他人所受到的不公平感到遗憾，认为生活应该是公平的，或者认为终有一天会是公平的，于是抱怨、叹息、等待……其实生活本来就不是绝对公平的，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一味地沉浸在探究生活的公平与不公平中，将会虚度时光，陷入困境。只有正视这种现实，努力生活，努力工作，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公平，把不公平甩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