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搪瓷饭盆和蓝边大碗，到景德镇餐具，到港台塑料，到日式粗瓷，到宜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早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锅碗瓢盆。更多材料、更多样式、更多色彩、更多用途的餐具和厨具不知不觉中走进我们的生活。它们的与众不同和清新靓丽加速了厨房里的革命。

古代的“官窑”就是专门为皇上和达官贵人设计、生产日用瓷器的地方。明黄盘龙的宫廷杯碗，是权力的象征。时到今日，拿什么来吃喝依然是一把标尺，不是用来区分阶级，而是用来区分品位。

现在去餐厅吃饭，特别是高档的餐厅，就有这样的讲究。因为餐具的级别与饭菜的档次和就餐者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所以昂贵的餐费中有一部分是为精致的美器付的费。大饭店里，较一般的摆桌是用高档骨质瓷餐具；高档些的是银饰装点的口布、银筷以及镶银的套碗、套盘；再高档的就该全换成金的了。

提出“美食不如美器”的清代诗人袁枚，是著名的美食家。他总结餐具与美食的关系时说，菜肴出锅后，该用碗的就要用碗，该用盘的就要用盘，“煎炒宜盘，汤羹宜碗，参错其间，方觉生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这种行为是由预期为导向的，拥有美食不如美器观点的人们本身的预期不是美食，而更倾向于美器。

人们的预期能够改变他们的主观，甚至客观体验，从而对他们施加影响——有时这种影响非常巨大。对医药、软饮料、大众化妆品和汽车行业来说，预期价值可能成为真正价值。预期决定了我们对音乐和食品的评价。事实证明，正面预期增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欣赏，改善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力。不抱期望的危险在于，到头来，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我们期望什么，就可能把现实涂上我们想看到的颜色。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按自己的期望和方式对信息实行过滤——我们擅长于说服自己想看到什么，看到的就一定是什么。

在标新立异的今天，跟“美”沾边的东西往往不能抱着老理儿不放。难怪京城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副总，出国时偶然见到一种造型独特、非常漂亮的水晶盘子，愣是买下了人家的所有存货，小心翼翼地背了回来。摆上餐桌，果然让整张桌子一亮，很多客人酒足饭饱之后还爱不释手。

在实用性、装饰性、趣味性越来越完备的食具面前，似乎没有人不动心。无论男女老少，无论饭做得如何，心仪的食具，看见了就不会放过。它们使厨房和家务变得美丽起来。“新食器”时代，做饭不是下厨的主要目的，甚至可以是次要的。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用以填充新盖的高楼大厦、百货商店的那些商品，为穿行于其间的人流提供了很多美的佐餐。丰富多彩的“新食器”无疑是其中最易被接受的一道。

锅的陈列曾是巴黎第一个百货商店的第一个橱窗。19世纪50年代，巴黎第一个百货商店彭马奇（BONMARCHE），在开业后的第一个橱窗中，摆出了一个以盛水锅与平底锅为主的陈列。这些锅被安排在南海岛屿上，并布以贝壳、珊瑚珠、棕榈树，等等。这个橱窗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站在它面前赞叹店里的工作人员。

很快社会学家就指出，这一定是在诸如广告、市场营销、商品艺术、建筑及新闻等领域中的相关人员帮助下，设计和创造的一个梦幻世界。他们将审美的天性，以及“有风格的生活”的重要性，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巴黎的商人开始重视橱窗，文化媒介中人开始教育市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任何东西都可以审美的态度来欣赏，包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在一家生产高档骨质瓷的厂家看到一系列餐具，大到汤盆、鱼盘，小到烟缸、筷架，上面全都印着个人姓氏。工作人员介绍说，现代人特别崇尚个性化，定制餐具的人中，除了有要求印上姓氏的，还有印徽记、照片，甚至自己设计图案的。消费者、商家和厂家，说不好是谁带动了谁，他们都把从众消费看成是最“老土”的行为。

有一个以“I HATE IKEA”（我恨宜家）命名的网站，表达着对全球化企业方方面面的反感，包括它们的价格、它们对市场的侵占等等。但是，中国消费者在宜家的餐具货架前，除了看到又厚又重、色彩夸张的盘子、碗和它们不菲的价格，也看到了悬挂在头顶上的一行相对来说并不算张扬的小字：所售餐具不含铅、镉。于是，没有太多讲究的中国人开始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国内很多大瓷器厂，纷纷加大科技开发力度，研制出釉彩中不含铅和镉，对人体无毒副作用的真正的绿色瓷餐具。先进的工艺可以使人体接触不到釉彩，变成釉中彩、釉下彩，即使是釉面彩也放到外侧，不会直接与食物接触。

在刚结束的大运会上，5000多双筷子被外国运动员当做纪念品“收藏”了。其实，老外对中国食器的喜爱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收藏上，其实，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不分国籍，但你得先精致起来；其实，“新食器”只是新生活中的一个符号，但你得看得懂并且会用。

今天，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人日渐增多，我们不仅追求美食，也注重美器，这源于我们对美食的预期不再只是果腹，而有了更高精神层面上的审美，而这样一个预期的改变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