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就已经想到，经济过热的时候可以通过政府紧缩性政策来降温；而经济衰退的时候又可以通过政府扩张性政策来刺激，这就是所谓的反周期或者斟酌使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还认为，一旦政府能够进行总需求管理，熨平了经济周期，我们就能够始终处于一个繁荣但是不过热的时代。

但是，对于经济周期的繁荣和衰退，法国的克莱门特·朱格拉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1862年，43岁的克莱门特·朱格拉发表了一篇有关经济波动进程的研究成果——《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这本书与以往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献完全不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朱格拉比其他任何人都率先认识到，经常性的经济危机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而并不简单地就是一连串相互独立的事件。之后，他对这种周期性运动的不同阶段进一步进行了分类，提出“上升”、“爆发”和“清算”等不同的阶段，并且收集了时间跨度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对其加以分析来区分这些阶段。通过对这些长时段的数据的研究，他判断出的周期平均长度为9～10年，并且确信自己的判断。在书中，朱格拉用一句话说明了他对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理解，那就是：“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繁荣与萧条在某个节点上的起承转合，最终成为了人类经济史上最具宿命论色彩的预言。朱格拉的观点与当时占主流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认为：要是萧条没有发生，那就是某些方面出错了，而处于正常的运行轨道的经济恰恰会迎来萧条。而当时的主流观点则认为“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比如滥发纸币，垄断，滥用海关特权，或者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对于这样的看法，朱格拉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肯定繁荣就是危机的发生原因。

在喜好繁荣，恐惧萧条方面，几乎人人都一样，这是正常现象。这是导致消费与投资意愿倾向于保守的直接原因。然而过于悲观的市场预期，不仅导致了消费需求的萎缩，带来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导致的剧烈库存调整，还有信贷紧缩与国际资本可能的回流和劳动就业岗位的急剧收缩，这些情况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加悲观的市场预期……

由此我们很容易可以想到：要是能够重振市场预期，那么我们不就能够早日脱离这样的恶性循环了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对“市场”进行重新审视与加倍呵护。

有趣的是，中国纺织圆桌2009年会也乐于探寻这样一个方向。

中国纺织服装市场的个性与重心以政策引导为基础，发生着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第一步就是实现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基建拉动转向投资和消费拉动，以及从沿海和一线城市拉动转向内陆和二、三线城市以及城市化乡镇的拉动。

只有把握了市场的全局，我们才能将有限的资金更好地投放到饱和的市场中去。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对市场进行体察入微的精准分析，才能在“爱市场”的同时得到切实对等的回报。

就像本次年会上所探讨的那样，作为衣食住行中重要一环的纺织品，能不能也像“家电下乡”那样“下乡”呢？而一旦争取到了相应的财政支持，纺织品要介入农村市场，又需要哪些准备？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杨东辉提出了一个让人称道的建议，返乡农民工对于纺织业务都比较熟悉，完全可以用政策帮助他们打通纺织品交易的渠道，如开设零售商店与加盟店之类的，既有利于纺织企业，又能帮助消灭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还能方便农村消费者，一箭三雕。

也许返乡创业的农民不是唯一需要做准备的。龙头企业想要介入农村消费市场，更需要一份经过慎重考虑、切合实际情况的商业计划书，才能寻找更多未来业务成长的机会。经济学家维贾伊·马哈詹就曾经说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许多部分是难以通过传统的分销系统进入的，公司不得不利用自行车、简陋的小商店、本地知识将市场送到人们面前。”这样一来，针对农村消费市场，我们是否已经开始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比如进行差异化的品牌定位、特别的产品设计以及分销渠道研究了呢？

要注意的是，拉动农村消费，只提高这些地区的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真刀实枪、需要与市场礼尚往来的商业游戏，而不是什么慈善事业。

也许在萧条的年代，市场伤了你的心，仍要你爱市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你要相信市场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它青睐那些处于逆境中，细腻而又果敢的先行者。

本次圆桌会议在争论与大脑火花的碰撞当中展现出了一个动人品质：当我们看淡了拐点，追随着市场，注重价值塑造，我们就能在乱世中赢得气定神闲的那一刻。正如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所说的那样：“盯着价值，不要盯着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