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主要从受教育者的一面谈古代的教育，我们再来看看教育者。他们包含哪些人呢？

首先自然是父母，这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从婴幼儿时代就开始塑造我们。古人甚至已经注意到了“胎教”——据说周文王的母亲在怀孕之后，眼不看一切邪恶的事物，耳不听嘈杂淫逸的音乐，口不说傲慢自大的言语，生怕对胎儿有不良影响。这告诉我们：在人年幼之时，父母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算是某种程度的“教育”。

通常，哪户人家子女教育得好，父母会被称赞为“教子有方”，子女会被夸奖为“很有教养”。与此相反，则会被评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上梁不正下梁歪”。这都是平时父母言传身教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孩子逐步长大，在内有父母的教育，在外则需要有师长的教育。古代有一个“易子而教”的说法，比较有趣。

公孙丑有一回请教孟子：“君子为何不亲自担任孩子的老师呢？”孟子答道：“情况不允许啊！教育一个人必须用正道来督责他，督责不起作用时还会发怒。父子之间如果经常互相批评，怒气相向，这多伤感情啊！”因此，古人会采取“易子而教”的办法，即父母不直接去做孩子的老师，由另外的老师教。

“教”字右边是手拿棍子的形象，而家庭本应该是个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地方，总是有根棍子飞来舞去，自然不好。

《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对于父教和师教，古人大致是这么区分的：父子之间也讲道义、讲是非，但感情更重；师生之间也讲感情，但道义和是非更重。所以父亲就把一部分道义、是非上的教育责任委托给老师，这样既达到教育的目的，又能保护父子感情。

人们称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说明母教相对于父教来说，感情上的因素又要多些，更适合通过慈爱来传达教导。

于是那根棍子便成了老师手中的戒尺。老师承担起了一个特别的任务：为每一户家庭、为整个社会教育孩子，使他们走上正道。人们常常说“尊师重教”，“师”字就代表着教化。

现在某些村户的神龛上面还会贴一张“天地国亲师位”的大红纸，再穷的人家也不能少了它。我们与天地、国家、祖宗亲人的关系是生来就有的，与师的关系则是因某种缘分逐渐建立起来的。把老师与天地、国家、祖宗供奉在一起，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师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