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义上的“天下”由“华夏”与“四夷”共同构成，是包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中国”和边疆四夷在内的一个文化单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文化礼仪秩序上的“天下”，而不单单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政治疆域概念。

也就是说，“天下”观念的产生虽然跟古代的政治文化相关，但它和政治上的“国家”概念是有很大不同的。

关于“国”与“天下”之别，明末清初顾炎武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什么意思呢？在顾炎武看来，“国”就是历代更迭的王朝，中国数千年来没有现代“国家”观念，仅是皇帝一家，所谓“家天下”。假如老百姓生活所依赖的那一套文化礼仪秩序丧失了，也就是进入了“天下无道”的状态，就可以称作“亡天下”了。所以，“国”只能由这个“私人财产”的所有者来保卫。但是，“天下”，同属于普天之下的每一个人。

古人也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意思是说谁能够获得人心，让老百姓生活安乐，谁就能够获得天下民众的认同，从而执掌天下。后来儒家讨论历史上政权之更替，主张“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某家某姓的私有物，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传统士大夫最为珍重的信念与理想，他们试图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而获得自身对整个世界——“天下”的谋划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