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后，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三四百年的政权分裂与民族交融，一方面带来文化的冲突与隔膜，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族群的融合与重整。仅就日常生活而言，过去中国人是席地而坐，自魏晋南北朝起，胡人发明的“椅凳”（最初是四足能两两交叉的“胡床”）成为中国家庭的重要器物；曾经我们进房间是要脱鞋的，这一时期开始则直接穿鞋而入；人们居住的房间高度也增加了，窗户的位置更有提高。这些都是南北文化融合、胡汉融合的结果。

所谓“分久必合”，经过三百多年的文化激荡、政权更迭，分裂的政权终于在隋代重新走向了统一，也迎来了气度恢宏的隋唐文化。隋唐文化多元并蓄，兼容并包，展现出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开放精神与博大胸怀。

唐太宗被北方和西方的胡人尊称为“天可汗”，大唐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所以在唐代的政权中，除了汉人之外，还有广大的胡人族群。甚至在开疆辟土的过程中，整个李唐王朝的血统里也融入了匈奴、鲜卑的血液。就历史记载，仅以皇室而论，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纥（hé）豆陵氏，长孙皇后的父系、母系都是鲜卑人，所以唐高宗李治承袭了近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

胡文化豪爽刚健，将游牧民族的慷慨英武注入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中，于是生命的豪迈奔突与时代的自由开放统一起来，唐朝的诗歌也因此有着独特的豪放与壮阔。

唐诗以经纬天地的博大气象一洗六朝脂粉。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魄，天马行空，卓然不群；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情怀，超越了对身家命运的自叹自怜，化为对整个社会民生的体察与观照；还有王维从“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侠爽，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脱与淡泊。这是儒、道、释三家精神，在三位诗人作品里的表现；也是唐代广泛吸收外域文化，以其博大胸襟海纳百川的体现。

当时的长安自然而然地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来自中亚的音乐、舞蹈，来自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来自西亚的祆（xiān）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景教（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教派之一）等，纷纷传入中国。长安城也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国际化都市。据统计，盛唐时长安城总人口近百万，其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达数万。不少外籍人士还在朝廷任职：唐高宗时的右武卫将军卑路斯是波斯人；唐玄宗时的秘书监兼卫尉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是日本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是高丽人；唐宣宗时的翰林学士李彦昇是阿拉伯人。

可见，当时长安作为一个世界性都市，其各国人民交往之活跃。因此，今天有些地方的海外华人仍被称作“唐人”，他们穿的衣服叫“唐装”，住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