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地理中心隐藏着一条从西北向东南、从内陆向沿海的规律性变迁之路。

秦汉、三国以来，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南迁”，这使中国文化地理中心逐渐从西北向东南迁移。

第一次南迁始于两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五胡入华，晋元帝率中原士族臣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南下的大族定都建康，我们熟悉的王羲之、谢安，就是其中大姓家族的代表。

此后，唐代安史之乱，百姓再次南逃。这次大迁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文化地理中心再度南移。

到了宋朝，金兵南下迫使宋高宗迁都临安（杭州）建立南宋，也就是诗里所说的“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文化地理中心第三次向东南迁移。

这种经济、文化地理中心的迁移，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过去江南和南方分布着“百越”诸族，但上述三次重要的迁徙，使历史厚重的中原文化在南方也得到延续。很多重要的典籍、档案、文物、礼器，乐师、工匠、学者等迁往南方，无形中影响着南方的地域文化。南宋时，宋高宗赵构逃至杭州，从皇帝、官员、将士到商人、僧道遍布杭州。当时的杭州尽管本地人数量居多，但外来的北方文化远胜过当地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的地域文化则较多受到欧美的影响。比如上海的租界。当年的租界建在县城外面，原来基本上是农田，但受英、美、法等欧美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所谓华洋聚居、五方杂处的风格，因此也形成了上海开放包容、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

一种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与外来文化相碰撞、融合，有的甚至被外来文化所兼并，但中国大部分地域文化仍顽强地保持其地域性特征，并吸收其他文化来丰富自己。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不同风貌为我们呈现了区域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局面。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行政区划的调整、经济发展的不同，都会给地域发展带来影响。尤其是今天的通信网络覆盖全球，交通物流便捷发达，早已打破地域时空的限制；相比于传统社会安土重迁，古人把“他乡遇故知”视为人生大乐，而今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情形则属少见了。由于现代人的流动往来，以饮食、方言为标志的地域差异也正在逐渐缩小。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指西晋中后期，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前后历时16年，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内讧。引发了西晋亡国以及近300年的动乱。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止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

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指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

五胡

“五胡”主要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但事实上五胡是数目，并非只有五个。五胡入华实际指的是“五胡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