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向玄理是中日交往中第一位遣隋使，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者。日本圣德太子推行“新政”的时期，正是隋朝空前强盛的时期，圣德太子为直接从中国引入佛教和先进文化，在隋朝短短的三十几年里，一共派出四次遣隋使。首批遣隋使说：“听说大海西边的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所以我国遣使朝拜，并带数十个僧人来学佛法。”

隋朝时期，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极大提高了日本的社会生产力。佛教也在这时传入日本，而且不仅仅是以宗教和哲学的面目出现，还伴随建筑工艺技术、土地改良技术、医疗营养学等的引进，佛教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日本出现了诸多佛教信徒。

进入唐代，据日本史书记载，自630年至894年的200余年间，共派出遣唐使19次，每次两至四条船，每船约120人，以至“四只船”在当时文学作品中已成为遣唐使的同义词。这其中就有在唐玄宗时曾留学中国17年的吉备真备，他在日本被尊为“国语之父”，因为他借鉴中国汉字的草书形体创制了平假名；他对中国的儒学典籍和历史、法律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将围棋、兵法带回了日本。

与吉备真备同船作为遣唐使来到长安的，还有一位小他3岁的使者叫阿倍仲麻吕，当年19岁。阿倍仲麻吕才华过人，知识渊博，而且性情豪爽，当时唐朝著名的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遣唐使来到长安后，颇受优待。朝廷安排了当时著名的儒士为他们讲解儒家经文，而且准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好的甚至可以留在朝廷为官。当时，阿倍仲麻吕就通过科举考上了进士，并且做了辅佐太子钻研学问的老师；而且他还入乡随俗，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作晁衡，这个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唐诗中，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就是其中一首，可见其在当时文化圈得到认可的程度。

除了日本留学中国的遣唐使、留学僧外，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最著名的还有鉴真东渡传法的故事。

鉴真是唐朝著名的律宗大师，公元742年，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到达扬州，他们希望鉴真能够东渡日本，为日本信徒受戒。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并认为日本是“有缘之国”。于是经过六次锲而不舍地渡海努力，甚至在第五次渡海时已经双目失明，仍未放弃努力，最终抵达日本，将唐朝的佛法和文化传到日本，被日本律宗奉为“第一祖”。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被尊为“大和尚”“传灯大法师”。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鉴真在东大寺起坛，为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等皇族成员和僧侣约500人受戒。

鉴真及其弟子到日本传律受戒，改变了日本以往不能按照戒律规定受戒的局面，在鉴真参与下建立的奈良东大寺戒坛、下野药师寺戒坛和筑紫观世音寺戒坛也成为日本政府直接管辖的，为出家僧尼受戒的场所。公元759年，鉴真在日本奈良按照唐代佛院结构兴建了唐招提寺，这是由鉴真亲自主持设计，具有中国建筑艺术特点的完整建筑群，其中包括金堂、讲堂、宝藏、经藏、礼堂、鼓楼等。四年后，鉴真圆寂，唐招提寺由其弟子如宝、法进、法载、义静等继续修建完成。

鉴真的东渡，不但为日本带去了佛教戒律，而且将唐朝的佛教建筑艺术、雕塑绘画艺术、医学等各方面文化传到了日本。据《东征传》记载，随鉴真赴日的人员里，有雕刻玉器的，有雕塑人像的，有精于建筑的，还有懂得医学药物的，他们将当时最成熟的唐文明全面介绍到日本。

以医药学为例，汉方医药通过商船带往日本的数量、品种很多，当时人们对药物的真伪、规格、好坏，还没有标准可依据。鉴真赴日后，尽管眼睛已无法辨识，但他与同行中懂医术的学者一道，将有关药物鉴别、收藏、炮制、配合、使用等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的医者。14世纪以前，日本医界将鉴真奉为始祖，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药袋上还印有鉴真的肖像，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鉴真至今在日本被人们尊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1963年，诗人郭沫若在鉴真和尚圆寂1200年纪念时，赋诗赞曰：“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近代以来，大量汉译的日本佛教著作传到中国，同时又有很多中国僧人赴日本留学，促进了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