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商周之际的箕子到朝鲜教化当地人的故事，朝鲜唯一称作“子”的儒者宋时烈（1607—1689，人称“宋子”）曾说：“我们朝鲜半岛本来就是箕子之国。箕子施行的八条法规，都以《尚书》中的《洪范》篇为依据。所以各种法规的实施，与中国的周朝是同时的。孔子说要移居到这里，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朝鲜学者金长生（1548—1631）也说：“仁义忠信，礼乐衣冠，以君子之国，见称于中华。”

儒学，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绵延两千多年而经久不息，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意识中。它不但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共同的思想基础，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形成起到极大作用。

今天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的大成殿供奉着中韩两国历代儒家圣贤的牌位，正中央是孔子的牌位，两侧分立着36位中国圣贤和36位韩国圣贤，其中统一新罗末期的著名儒学家崔致远排韩国圣贤第一位。

公元918年，王建结束了统一新罗时代，建立高丽王朝（918—1392），儒佛并重，以佛教为“安身立命”之教，以儒学为“齐家治国”之学。922年，高丽王朝修建文庙尊孔子为“文宣王”，加谥号“玄圣”“至圣”“大成”。之后，又在西京设“修书院”，设“书学博士”。958年仿唐制，实行科举制度，设置述业、明经业二科，与中国文化传统一致。

1968年，韩国颁布《国民教育宪章》，其中说：“韩国在推行国民精神的过程中，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作为载体，即通过传播儒家伦理来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的目的。”这也是日本、越南等东亚汉文化圈国家所未有的。去过韩国的人依然能感受到儒学、儒教对韩国文化、韩国人民生活的强烈影响。

博士的说法最初源于战国。秦到汉初，博士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初，《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

大体上在隋唐以前，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是以朝鲜半岛为桥梁，通过朝鲜学者传播；隋唐后，遣隋使、遣唐使成为儒学传播的主体。公元608年，作为遣隋使到中国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留学僧旻，他们目睹了隋朝的败亡和唐朝的兴盛，回国后都担任了天皇的顾问——国博士。他们借鉴中国儒学的“大一统”思想和唐朝的律令制度，协助孝德天皇主持进行了著名的“大化革新”，在日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明清时期，日本江户时代的德川家康亲自召集学者讲授儒学，并主持刊行《孔子家语》《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六韬》《三略》等文化典籍。他在创立幕府之初，确定儒学为日本的官学。

儒学传播到越南，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五岭以南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就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地区。史书上说“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我们熟知的褚遂良、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刘禹锡等唐代达官名儒都先后流寓越南，王勃的父亲还任过交趾令，由此可见历朝中越文化交往之密。

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深深影响越南普通民众的生活，包括家谱、乡约、族规、家训、家礼、家约等在内的中国儒家伦理观念都沁润、融化在越南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