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喜欢了解自己的童年，对农耕起源的探索也是。《逸周书·考德篇》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nòu），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这其中虽有神话和猜想的成分，但也包含着远古的历史记忆。农业的起源是一件大事，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色彩。

到了西周时期，甚至强调天子亲自耕作、后妃亲自养蚕织布。尽管这只是一种必要的象征性仪式，但表达了天子所代表的国家对农耕的特殊尊重。

农业耕作是一个需要各个要素、环节相互连接、协作的事业，上顺天时，下应地利，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通力合作。从耕作到收获不是一人之力能为，需要整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比如，水稻从种植到收割需要一家人甚至左邻右舍集体参与，家庭之间常把农忙时间点错开，以方便彼此帮助；农作物的收成受天、地、人（如古代徭役影响农事）的影响，有时丰年，有时歉年，就需要借助地缘、血缘的连接来互通有无。这样，慢慢地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情和乡土关系的精神特质。

西方工商业发展主要依靠区域内的商业活动及航海贸易，更多的是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公共契约关系；而中国的农耕文明，人们的生产生活基本上是以一个个家庭为单位。即便是遇到大的生产活动，也仅是依靠家族或村落邻里来进行。所以，传统中国人主要生活的范围不是陌生人的圈子，而是熟人社会。

由于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家族亲情和邻里关系，就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当然，安土重迁不是不外出，而是有分工。古代农耕家庭提倡多子女，这样家庭兄弟之间便于分工。人们有外出谋事业的，也有在家负责农耕和管理家族事务的。不过，中国人一般不愿意迁徙远方，即使外出了，像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父母死去，回乡持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商人多是只身外出，妻儿老小留在家，待事业发达后再在家乡置一块地作为保障，可见“叶落归根”的意识是有着对故土强烈的依恋。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耕文明也铸就了中国文化最讲和平的特质：就个人与家庭来讲，是安分而守己，安居而乐业；就人与人之间来讲，是相敬相通，不争且让的“和乐”。钱穆先生有言“中国以农立国，百亩之田，生事已足。五口之家，和乐且耽”“乡村曰桑梓，一桑一梓，植自父祖，与我并生并长。任意斩伐，心有不忍，并亦敬之若神”。这种发乎人心人情的“乐”与“敬”，冲淡了人的物质欲望，涵养了人们内心的仁慈与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