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一情况，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资格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地域、门第、年龄等限制被打破，人才选拔之门大开。

当然，从根本上讲，这是皇帝收罗人才、削弱世族、加强集权的重要方式。难怪唐太宗站在端门上，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喜极叹言“天下英雄入吾彀（gòu）中矣”——天下英才现在都被我“收编”了。

但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资格报名参加考试。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商人、手工业者专为私人谋利，而录用的人才是为公家服务的，所以“士农工商”，商位列最下。这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

通过进士科考试就是进士及第，进士及第就有了做官的资格。至于具体到哪一个职位，还要经过吏部针对仪表、口头和行政公文的考试。大体上，礼部负责科举考试，考的是才学；吏部负责铨选考试，考的是实践能力。

从察举到科举，是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与考虑，而产生的人才选拔制度的重要变化。汉代刚刚开国，人才稀缺，察举制度沿用“乡举里选”，便于快速收罗人才；到了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中央与地方失去稳定的联系，察举制自然也无法继续推行，朝廷用人没有了标准，尤其是武将在军队中用人不依制度，这才有了九品中正制；到隋朝，中央由豪门士族把控，地方割据，皇帝自然要加强中央集权，于是隋文帝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从此平民百姓重新获得入仕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民间到朝堂的通道重新打开，政权得到开放。

科举考试的特点是，录取要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专重资才，而不是仰仗声名德望由地方察举。推行科举是中国古代选士的一大分界线：自科举取士开始，国家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相对公平公正，实现了对人才的有效选拔。

需要补充的是，在唐代，科举结果并不完全看考卷，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推荐也会决定录取和排名。唐人称之“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拿得出手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送给当时的权贵或名流，以求得这些“贵人”“名人”赏识，向主考官推荐自己。有名的逸事里，就有王维得到玉真公主的推荐；白居易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当时大诗人顾况的青睐，美言“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顾况此前有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宋代考试制度基本沿袭唐代，并采用糊名和誊录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答卷也由抄写试卷的人统一誊抄后再行阅卷。这样主考官和阅卷者就无法得知试卷的主人了，进而保证了阅卷的公正与公平。

当年苏轼参加礼部会试，欧阳修是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的考卷时，大为欣赏，准备点为头卷。但是他又感觉此文很像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只好将其列为第二名。待揭榜后才发现，原来那份答卷竟然是苏轼所写。

可见，宋代的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即便是自己的老师做主考，想通过人情与舞弊拿高分也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