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人民的那些人有必要对国家将会出现的政治风波的前兆有所认识，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政治风波在双方力量达到彼此差不多的时候是最为剧烈的，这就像自然世界中的暴风雨在春分或秋分的时候也是最为狂暴一样，在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前面，经常会刮起令人沉闷的风，海水会慢慢地波涛汹涌起来，而国家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太阳神曾经告诫过人们，凶恶的反叛总是即将发生的，变节行为和隐秘的战争正在酝酿。54这时，针对国家的谗言和放肆的言论总是出现，而且是公开的。同时，政治谣言往往是容易四处传播的，那么这些都将会不利于国家，却又常常是很容易被人们所匆匆接受的。这些都是动乱的先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女神家谱的时候说过“她是伟大的巨人们的姐妹”。
传说中，因为众神惹恼了大地女神特拉，使她十分生气，于是就生下了谣言女神，也就是凯欧和恩克拉多斯的妹妹。
我们从这一个神话可以看出，谣言好像是历史上众神叛乱的余孽一样。但谣言的确是即将来临的叛乱的序曲。无论怎么看来，维吉尔的话是十分有道理的，那就是，构成叛乱的行动和推动叛乱的谣言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充其量不过是兄长与妹妹，阳性和阴性的不同。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往往是国家出台了最好的政策之时。本来这应该是最应该值得称赞的事情，它应当受到最广泛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恶意的误解和中伤。这就表明应该会有很大的怨恨之情存在这当中。就像塔西佗所提到的那样：“当人们开始对统治者抱有十分大的不满时，他的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一样会使他受到非难。”
这种情形如果要是出现了，那些以为只要通过施用严酷的严酷手段，就能控制住这样的谣言，并且能够防范或者是根除叛乱的一些想法，将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因为这些举措真的可能会成为加速叛乱的一些导火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冷静地处理这些谣言，比设法压制它们可能会更为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就是他们表面上似乎是服从他们的，而实际上却是在对政府的法令进行挑衅。争吵、鼓吹对君主的命令进行任意的批评和责备，这一件件的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前奏，他的结局必然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特别是当全民大辩论发生的时候，要是那些拥护政府的人不敢站出来讲话的话，但是反对政府的人倒是可以滔滔不绝、畅言无忌，这样的话，形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
而且，就像马基雅弗利所能够指出的那样，君主们本来应该是和国民一同战斗的父母，如果他自己成一党，而且偏向一方，那就好比是一条船，很可能会因为载重很不均衡而导致覆灭。这一点在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先是加入了联盟，为的是消灭新教徒，在那不久之后，那个联盟可是又在开始反对他。因为，如果君主的权威成为一个目标的帮凶，而且这之中还有其他的更加强大的君权约束着，那么在这时，国王也就几乎丧失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此外，每当纷争不和、互相攻击和派系斗争在十分公开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进行的时候，同时也就标志着这个政府的威信已经长久地消失了。
政府里最高层官员的言行，都应该像传统的观念一样中关于“第十层天”里行星的运转一样，也就是说每一个行星受到最高层的运转作用影响而做的运转是十分迅速的，可是它的自转却是十分舒缓的。因此，当那些高官们在自主的运作中运动得过于剧烈，并且，就像塔西佗所说的那样，“放任到了根本不将他的支配者放在眼中”的时候，那么也就标志着天体慢慢地离开了运行的轨道了。因为那些威信是上帝所赐予的，是用来让君主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君主所应该有的。
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组成一个政府的四个十分重要的部门。当它们的地位被撼动的时候，国家也将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酿成叛乱的各种原因和动机还有预防的方法。
造成叛乱的因素很多，所以也就值得认真研究一下。因为预防叛乱最好的方法就是驱除引起叛乱的原因。这就像只要有堆积的干柴，那么就很难讲它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可能会由于某一个细微的火星的掉落而形成燎原的大火。导致叛乱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因素：一个是贫穷，第二个是民怨。社会中但凡存在着多少的破产者，那么也就会存在着多少潜在的造成叛乱的人，这是一个定律。卢卡斯这样来描述罗马内战之前的情形：
因为高利贷吞没了人民的财产！
因此负债者要借以战争来得到解放，
它的到来鼓舞了人心。
战争让许多人受到好处，这就是一个确定而又绝对可靠的前兆，说明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反叛和动乱的想法和倾向。而如果有钱人的富贵和奢侈和平民百姓的穷苦和窘迫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危险就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而且这样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因为贫困和饥饿而产生的造反是最为厉害的造反。至于其他人民的不满，它同时在一个国家当中，就像肮脏的体液流动在人体之中一样，往往会凝聚起来，并且会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量，还会引起发炎。
君主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量度他的不满所带来的危机，这也就是讲，这些不满是否是真实公正的，由于这样，它也就是把人民想象得过于理智了，他认为他们常常会藐视他们自己的自身的利益，也不能这样来掂量不满所带来的危机，即赖以产生不满的悲怆在事实上到底是大是小，因为当恐惧强于感情的时候，不满那时也就是最危险的不满。
“伤心是有限度的，而恐惧却是没有限度的。”55
除此之外，在高压的时候，那些刺激人的耐心的事情，也依然会压制住勇气，但是它在恐惧的时候，却一般不是这样。任何君王或者政府，也不可能因为不满的常常出现，或者总是存在，又或者因为不满还没有产生险情，而对不满没有顾忌，因为并非每一团水汽或者雾气都能够成为暴风雨，尽管暴风雨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安静的，但它始终是要降落下来的，而且，就像那句精妙的西班牙谚语所讲到的：“绳子被最后一下轻轻地一拽给扯断了”
叛乱的缘由和导火索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宗教的改革、赋税、法律与习惯的变改动，特权的废除，压迫的广泛存在，小人和外戚的发迹，饥荒，军队的解散和党派之争的渐渐厉害，以及任何一种可以激怒大众，并且让他们在一场共同的运动中团结在一起的事情。
对于叛乱我们需要一些弥补的方法，有一些有效的预防方式我们将在这里进行讨论。至于非常有效的治疗，就是必须对症下药，所以没有惯用的方法可循，而应当交给行政会议处理。
第一种补救或预防的途径，就是尽一切可能来驱除叛乱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国力的匮乏和穷困。针对这个目的当采用以下这些措施：使贸易自由化并让它的发展取得很好的平衡；保护并支持制造业；将游手好闲的人进行流放；按照节约法制止浪费和铺张；改进土壤的质量和开垦新的土地；宏观调整控制市场物价；减轻人民的赋税和进贡等等类似的方法。
这也就是说，应当注意的是，不要让国内人口的总数超过国内的储备可以养活的人口数。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只是用数目作为标准。因为，一个人口相对少的国家，如果收入也很少而且消费过多的话，比生活节俭、储蓄量很大的国家，会更快地消耗完它的国力。因此，贵族要职和官员增加的速度和数量，如果超过了民众人口增加的正常比例，就会很快把国家拖到贫穷的边缘，而且，宗教神职人员的过度增加也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因为他们是从来不从事生产的，而如果被供养的学者多过可以供给他们的职位的时候，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通过对外贸易，能够促使一个国家绝对财富的增长，国力的增强。通常人们明白有三种东西是能够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个是天然的丰富物产和矿产资源，第二个是本国制造业生产的东西，第三个是商船队。所以，如果这三个轮子都可以正常地运转不息的话，那么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流到国内来。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却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劳务也可以创造财富。荷兰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富裕的地下矿藏资源，56但是他们的劳务输出能力比较高，这使他们却变成了一个创造财富的庞大宝藏。
作为统治者，应当谨防国内财富被少数的人所垄断。否则，一个国家就算拥有再多的财富，也只是将大部分的人民置于更加饥寒交迫的地步。金钱就好比肥料，如果不撒到田地之中，本身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为了让财富均匀的分配，就一定要用严酷的法律来对高利贷以及商业的垄断、地产的垄断来进行限制。57
在去除不满，或者是起码要消除不满的危机这方面，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两个部分的臣民：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当两者中的其中之一方产生不满的时候，那危机是不大的，因为，民众如果没有受到贵族的挑拨，那么他们的动作将是迟缓的，而贵族的力量又是渺小的，除非民众倾向于或者想要自己采取一些行动。所以，当贵族阶层等待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爆发动乱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自己表态了，而这恰恰就是危险发生的时候。诗人们杜撰说，其他的神灵想把朱庇特绑起来，朱庇特听说了，所以接纳了帕拉斯的告诫，召来了布里阿柔所，让他用他的一百只手来帮助自己。这个寓言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君主要是能够获得平民百姓的善意，那么他就是安全的。
能够对民众给予适当程度的自由，让他们发泄郁闷和不满，才是一种稳当的办法。如果硬是不让体液排出，甚至是捂着脓血不让它流出来，那么就会有引发更加厉害的毒疮和恶性肿瘤的危险。
谈到不满的之时，埃匹米修斯的角色倒是和普罗米修斯有些相类似，因为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来防备不满了。埃匹米修斯在痛苦和恶行之中飞出来的时候，终于把盖子又盖上了，并把希望关在了盒子下面。58毫无疑问，用技巧和谋略来培养及保持各种各样的希望，并带领人们从一个希望走向另一个希望，这是缓解和驱除不满这种毒素的最佳解毒药之一。而且，衡量一个政府和政治家是否高明，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纵然它不能够让百姓心满意足而赢得民心，也可以让民众感到有希望的寄托，从而赢得民心，同时，这个政府能够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以至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它，好像任何事都是很有希望的，都有解决的方法。这一点做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是十分善于吹捧自己的，或者至少敢于装出不相信大难临头的样子。
另外还有一种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仍不失为上策的预防方法，那就是预见并提防让那些心怀不满的人集聚在一起的领头人物。我们认为能充当这种而成为领头人物的人大多都拥有一定的成绩和声望，深受那些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党派的信任和推崇，同时他们也被认为是对现存政治心怀不满的。对这种领头的人物，政府要么就是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对其加以争取并让他归降，要么就使其同党中有另外一个领头人物与之对立以削弱他的名望。总而言之，对各类反政府的党派集团实行分化消解，挑拨离间，或者至少是让他们内部之间互相斗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法。因为要是拥护政府的人内部离心力，而反对政府的人内部反而是万众一心的话，那么将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觉，君主在嘴里无意中说出的那些风趣而又刻薄的话，可能会点燃了反叛的烈火。恺撒曾经说过：“苏拉是文学上的外行，因此不能‘口授文章’。”59这句话给他自己带来了灾祸，因为这句话完全隔断了人们对前途所抱有的一些希望，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刻他应该是自愿交出他的独裁者的地位。加尔巴因为那一句“我的士兵是征召的，而并不是买来的”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因为这么说使得士兵失去了获得奖品的希望。普罗巴斯也因为那句“如果我继续活下去，那么罗马帝国就应该不再需要士兵了”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因为这句话让他的士兵们十分绝望。60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些敏感的问题上和在那样不稳定的时代，君主们应该对他的言行特别谨慎，因为有些话一旦说了出口，就好像射出的箭一般，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有着很多动机冲口而出的话。至于那些长篇大论，却是淡而无味的，也就不会像简短的话语那样容易激起他人的注意。
为了提防一切可能造成叛乱的原因出现，君主身边需要有一个或者更多个的勇敢的将军，他们可以在叛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压制下去。如果在君主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一旦动乱爆发之后，朝廷中就会出现许多不应该有的恐惧和恐慌。而政府就会出现塔西佗所提到的那种危险：“人们的脾气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有一些人想要冒险做出这样一这个邪恶的行为，但是许多人却渴望邪恶的行为出现并且会默许这样的举动。61”但是这样的军事人员则必须是诚实可靠的，而且还具有很好的名誉和地位，而并不是那种喜欢营私舞弊的，专门讨人喜欢的人。同时，他们还要拥有和政府中其他大人物地位称的职位，否则的话，那治病的良药就会比疾病本身更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