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特米斯托克利常常让人觉得傲气十足,因为他喜欢通过言论为自己表功，不过他的言论历来都被视为真知灼见，因此他的言论是备受推崇的。有人在一次在宴会上请他弹琴助兴，他却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说：“我不擅长琴艺，不过要说到如何把小城变成大邦，我却非常精通。”94他只不过借助了隐喻的手法，就形象生动的把政府官员所具有的两种不同本领给表达了出来。

如果认真的审查一次政府官员，那么国人便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些不擅长弹琴的人是能够使小国变成大邦的，而那些精于弹琴的人，很可能不但没有把小国变成大邦的本领，相反却具有一种才能一一那就是把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引向衰败和没落。既然很多的官员凭借这种已经蜕化的功夫和本事可以讨得君王的欢心并赢得百姓的喝彩，那么毋庸置疑，这种本事没有比用“乱弹琴”这个名称来形容更合适的了。简单地说，这一类雕虫小技只能暂时娱乐，使那些玩弄手腕的人自己觉得体面和高雅，但是对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繁荣进步是毫无益处的。还有一些高官要员也许可以被视为是“称职”的，全赖他们对国家事务巧妙地处理，确保使它不陷入危机和明显的困境之中，但是这样的称职并不是使国力得到增强，使国库得以充裕，使国运走向繁荣昌盛的才能。关于官员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国事本身是我们更想谈的，这才是雄主明君想要听到的，也就是谈谈何为—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以及如何才能走向强盛的道路。谈论这个话题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让君主们不要因为高估了他们的市里以至于吃力不讨好，二是让他们也不要过分地低估了自己从而孱弱的服从命运。

你可以测量一个国家疆域的大小，可以计算财政收入的多少，从户籍册中可以得知人口的分布，同样，可以从图表和地图上得知它的城镇的多少和大小。然而只要是涉及对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兵力的估计和判断时，就最容易在民政事务中犯错误了。基督并没有把天国比作一个大的果仁或者干果，而是把它比作一粒芥菜种子，虽然芥菜种子只是一种非常小的种子，但是却拥有迅速成长和扩展的性质和精神95。这正如有一些国家虽然幅员辽阔，却并不能够扩大领土或者领导其他国家；而另外一些国家疆域虽然狭小，像一棵瘦弱不堪的树苗，却拥有成为伟大君主国的精神和气质。同样的，如果国民不是具有那种强悍而且崇尚武力的体质和气质，那么，坚固的城池、弹药库、骏马、战车、军械和大炮等只不过是没用的装饰品，国民也只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外强中干，关键时刻是好不中用的。这即是说明，一个国家的军队应该注重的是士兵的勇敢精神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优势，正如亚如维吉尔所说：“羊即使再多，也不会令一只狼感到为难”。

波斯军队在埃尔比勒平原上的浩浩荡荡，其阵势颇为壮观，以致让亚历山大阵营里的将军都感到有些惊恐不安，于是他们建议亚历山大在夜间进行偷袭。不过亚历山大说他不喜欢偷偷摸摸，结果是他轻轻松松，光明正大的地取得了胜利。亚美尼亚王提格拉尼率领四十万军队驻扎在一座山头上，当他看到进攻他的仅有一万四千人马的罗马军队，便乐不可支的说：“这些人作为使者倒是绰绰有余，但是和我们作战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还没到傍晚，他就被这帮看似弱小的人打得屁滚尿流，呼天号地。所以说，两军相逢勇者胜，兵力强弱在于骁勇而不在于数量的最好明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关键就在于要有一族善战的国民。俗话说得好：“金钱是战争的肌肉。”但是如果这肌肉不是附属在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上的话，那么也就只能是一堆烂肉罢了。

利底亚的国王克里沙斯曾向雅典政治家索伦夸耀他的财富，索伦不卑不亢地回答说：“陛下，这些财富不属于任何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只归强者所有。”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是应当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的，数量庞大的军队和财富都是不值得炫耀的。至于那些花钱雇来的散兵游勇，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负担着太重的苛捐杂税，那么他的人民就不可能是勇敢尚武的。谁见过负重的驴子成为彪悍的雄狮呢！反过来说，一个人民自愿缴纳所得税的国家却是例外的，比如荷兰和英国就是这一类国家。不过尽管如此，一个军费负担过重的国家是不可能走向强大的。如果想让国力变强盛，那么还应当抑制不劳而获的贵族和那些依赖放高利贷为生的人的发展，不能使这两个阶级过分膨胀。否则，农民与工匠的劳动成果，都将被他们吞食消耗掉，国家就会处于本末倒置的状况。这也正像森林中的情况一样，高大的乔木投下浓重的黑影，底下很难有灌木生长的。

同样，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官僚的人数过多，那么就会使平民百姓的地位变得卑贱。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一百个人里面，尤其在步兵部队里是这样的，没有一个是戴头盔的。我们都知道，步兵又是军队的中枢神经，所以我们经常见到的结果就是，某个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实力却非常弱小。只消把英国和法国放在一起做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英国虽然领土比法国小得多，而且人口也比法国少得多，但是力量却一直是非常强大的。这是因为，在英国，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成为优秀的士兵，而法国的优秀的士兵则不可能是随便一个雇农。国王亨利七世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敬佩的。在农业上，他给耕地和住宅都制定了最低的标准，也就是说，可以使一个臣民的生活达到富裕和便利的程度，而不是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而这正是通过让耕地维持着一个比例而实现的；同时这又使种田的人成为土地的拥有者，而不仅仅是没精打采的雇佣工。这样一来，维吉尔所描述的古代意大利的那种气势磅礴的局面就可以成为现实了：一个国家凭借强大的武力和肥沃的土地而走向强大。还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那种连贵族和上流人士的奴仆都享有自由的国家。据我所知，这种情形大概是英国所特有的，并且除了波兰，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享有自由的奴仆在从军的素质上，一点也不逊于自由的平民，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毫无疑问，当贵族和上流社会的辉煌、豪气、前呼后拥的排场，慷慨有礼的风尚潜移默化地成为当地的习俗之后，的确是特别有助于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走向强大的。与此相反，如果连贵族与上流人士都在生活上深居简出，省吃俭用，则必定会会导致兵力的困乏。

就像尼布贾尼撒在梦中所见到的国粹之树的树干那样，干枝无论如何都要强大到足以支撑起相应比例的树枝和树叶。96也就是说，君主或国家的原有国民同他们所统治的归顺臣民的数量，必须保持着一个适当的比例。一个弱小但拥有无与伦比的大智大勇的民族，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征服并占有大片的国土，但风光不过一时，用不了多久就会走向衰败。斯巴达人一向在外人归顺这件事上眼光非常独到和挑剔，因此当他们仅仅守着自己的边境时，他们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一旦他们开始对外扩张了，领土的范围之于统治者的能力就像树叶大到连树干都支持不了的时候，他们就如同冬天干枯的果子一样，只消北风轻轻一吹就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另一种做法可以效仿罗马。罗马是历史上最乐于向世界开放的城邦。一切愿意归顺和在罗马城定居的人他们愿意把公民权授予他，至于他们出生在什么国度，罗马人根本毫不关心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允许这些外籍公民享有与罗马人完全相同的权利一一不但享有贸易权，婚嫁权、继承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被授予个人，也授予家族、城邦甚至一个国家。同时，罗马人也把自己看作世界的公民，他们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和移民。于是罗马的制度也就随着罗马的发展而被世界化了。一方面是罗马走向了世界，而另一方面是世界走进了罗马。这也正是罗马由一个小城邦，迅速成长为称霸一方的世界强国的原因。

同样的，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异的是，为什么西班牙人如此人口稀少却可以获得并保持那么强大的宗主权。相比于上述两者，西班牙本土无疑是一株巨大的树干，它的力量远远胜过了兴国之初的罗马和斯巴达。除此之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让异族人自由入籍的惯例，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仅次于授予国籍的方式，从西班牙国王剛颁布的国事诏书来看，他们此刻好像也意识到了本土人丁不旺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招募各族人进入军队，并且一视同仁，甚至有时候还让异族的人担任高级将领。

有的行业，比如制造精密的仪器，是需要长时间坐着并且在室内工作的。这些工种的工作性质与军人的性格确实存在着一种轻微的对立。好战的人在一般情况下都有一点懒散的习性，他们更多的是喜欢冒险而不是劳动。那就不要过于苛求他们，试图让他们去改变性格以求让他们保持着那种军人的魄力。因而，奴隶在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以及其他的国家被广泛的使用，这样一来，军人就不用再从事普通的劳动了，这是一个利于国家善战的巨大的有利条件。但是，蓄奴制几乎被基督教的法律废除了。因此现在最接近于蓄奴的做法，就是让异族人来从事那些行业。正因为这样，异族人也就更容易在所在国家生存和生活，从而国家统治者也就可以把大多数的本国平民限制在其他三种行业中——土地的耕作者，自由的仆人以及从事有力而又有男子气概的行业的手工艺者，如铁匠、石匠、木匠等等，职业军人还不算在内。

如果国家要想强大，还有更为重要的，那就是举国上下就必须把军事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学问和职业。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些事只不过是表面的军备而已，但是，军备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根本配不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行动的国家。罗穆卢斯在临死前留给古罗马人一个劝谕，教他们首先应该致力于军事，这样，他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为了达到这个意图和目的，斯巴达的国体结构完全是按照这样并非十分明智的方法而建立起来的。波斯人和马其顿人也做过这种努力，但是其结果不过是转瞬即逝。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逊人、诺曼人以及其他民族也都曾有过全民皆兵的阶段，土耳其人虽然比起过去来说要逊色多了，但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现在实际只有西班牙人是这样了。不过“业精于勤”，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是用不着赘述的。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任何一个希望被称为伟大的国家都就离不开武力的支持。甚至只是在一个时期声称要动武的国家，在很久以后的那段时间内，当他们已经不再声称要动武而且武力已经衰败的时候，却仍然拥有那种伟大。而另一方面，那些长期以来不断声称要动武的国家，简直是创造了奇迹，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

国家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战争理由或法律和惯例才能动用武力，这是因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正义感，所以如果没有某些至少是看起来公正的理由，那么人们一般是不会投入一场将导致无穷灾难的战争的。土耳其人通常甚至随时都可以使用传播宗教作为战争的理由。罗马人虽说把拓展帝国疆域视为建立大功的统帅们的殊荣，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对外发动战争的理由。

因为以上原因，想要通过武力走向富强的国家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其一就是要非常敏感其他国家施加在本国边境居民、过境商人或外交使节身上的无礼行为，并且要及时地对挑衅做出反应；其二是就像当年的罗马人那样，随时准备在援助盟国时以最快的速度出兵。罗马人的原则就是，如果一个受到外敌入侵的盟国与其他国家也订有共同防御的盟约并分别向多个国家求援，那么罗马人的军队总是最先赶到的，他们是绝对不会把这份荣誉留给其他国家的。不过至于古人为了某个党派或某个国家的政府性质而进行的战争，我们倒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它的理由是否正当。如罗马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进行的那场战争97，又如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在希腊各城邦间建立或推翻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而进行的一系列战争98，再如一国或以主持公道、或以提供保护、或以解救其他国家受到专制压迫的国民为理由而发动的战争等等。总而言之，一个对寻找战争理由不敏感的国家是不可能走向强大的。

一个人如果经常锻炼，那么他的身体必然随着锻炼而变得强壮。同样，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每参加一次战争就可以得到一次充分的锻炼。当然，这并不包括内战。因为内战会耗损元气，对外战争才是对国家强大而有利的有效运动。应当经常鼓励人民崇尚武力的精神，使得他们习惯准备这种运动。此外，还应当保持一支强大的、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常备军。西班牙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那支训练有素、常备不懈的军队已经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西塞罗在给阿提卡的一封信中谈到庞培为了与恺撒交战而进行的准备。西塞罗说：“庞培严格地遵循一种真正的地米斯托克利式的方针，他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也就控制了一切。”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庞培不是出于虚荣和狂妄而答应在平原上与恺撒作战的话，那么恺撒一定会在海战的强大压力下疲于奔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战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成为海上的霸主，就是获得最高权力的一个象征。埃克兴之战对那个世界帝国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勒盘托之战则终止了土耳其人的伟大。虽然海战决定了战争胜负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不过是在君主或者国家为了支持那些战斗而拿一切来冒险的时候。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控制了海洋的人，也就拥有了巨大的自由，他想从战争中获得多少，就能获得多少。那些往往会陷入窘境的国家正是陆军力量强大的国家。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欧洲的各国来说，海上力量的优势是巨大的。这既是因为欧洲的大多数王国的大多数疆界被大海所围绕，同时也是因为不论是东印度群岛还是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不过是控制了海洋之后的一种附属品而已。

在古代，为了激发人们的勇气，是要在决胜之地树立胜利纪念碑、追悼的颂词以及阵亡将士纪念碑、奖励用的花环与桂冠，就是君主也会借用大元帅的头衔，而出征的将士凯旋、兵员解甲回家时也会得到大批的犒劳。与古代战争所赋予军人的光荣与崇高相比，近代战争似乎不那么光明正大。为了鼓舞士气，现在军队虽然也设有一些骑士的勋位、勋章等等，但是往往这些东西是不分军民地乱发一气。其实士兵更为看重的是古罗马人的凯旋礼，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或炫耀，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极为明智、高贵的制度。其中包含了三重意义：授予将军荣誉，将战利品上缴国库，接着便是犒赏全军。但除非把这些荣誉归于君主本人或他的子孙们，那种荣誉对于君主制的国家来说未必适合，就像古罗马时代多位皇帝的所作所为那样，他们只为他们自己或儿子们所取得的胜利进行庆祝，把战役的凯旋礼据为己有，而只是赏赐给将领们一些庆功的衣服和勋章来犒劳将士们赢得的胜利而已。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说仅凭思考，人就能够使自己的身高增长一寸99，但是对国家政体而言，要使国土更广、国势更强的关键则真正在于君主或政府的能力。因为只要让以上所说的那些策略、规则和惯例得以实施，他们便可以为子孙后代播下强盛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