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也就有义务给别人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意见。互相信任的人之间，所能够拜托的，只不过是生计的一小部分而已，如田地、物品、孩子、信用以及某些特殊的事情。可是对那些被视为可以出谋划策的人，则是能够将身家性命托付给他的。由此看出，这些谋士也就更有义务保持忠义和信守诚实。最明智的君王是不会认为，听从臣子的忠告会有损于他们的伟大，或者会贬损他们的能力的。上帝本人也并不是不接受别人的劝说，相反，他一向是把劝告作为自己的圣子的伟大的名字之一。70所罗门曾经讲过：“劝告是保持稳定的前提和最好的保证。”71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经历开始的刺激和再次的刺激，如果不把这么多的刺激放到劝告之上，那么它们就会被无情地扔在命运的波浪当中，而且会充满了很多的矛盾，充满完成与未完成的意思，就像是有一位醉汉在跟随着他左右一样。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劝告的力量，正好像他的父亲看到了劝告的必要性一样。因为上帝所十分喜欢的王国首先是那些被坏主意给糟蹋得四分五裂的王国，在这一点上，有两种方式总是能够把坏主意分辨出来，所以对于我们是不无教育意义的：就其他人而言，年轻人想出的那些主意往往可能是坏主意；就其他事而言，主张暴力的主意也就是坏主意。

古人曾用很多形象生动的故事阐明了这个道理：君王与智慧是融为一体的，君主是不是有智慧与他们能不能接纳忠言是不可分离的。一个故事是说所有神灵的主宰朱庇特曾经娶了智慧女神墨提斯作为他的妻子，也就是说君权总是与智慧相互联姻的。第二个故事就是第一个故事的延续，是说墨提斯与朱庇特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但是朱庇特还没有等到她分娩便将她吞吃下去了，于是朱庇特自己就身怀六甲，最后从他的头颅里面生出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女神。72

这段看上去荒唐的故事中其实隐藏着一个君主治国的法宝，那就是君主应如何巧妙地利用朝廷上的一些争论。他首先应该把需要决定的事情交给他的顾问团去讨论，这就好比故事中最初的怀胎或说是受孕。但是当他们所讨论的那些事情已经在智囊的“子宮”中孕育渐渐生长快成形的时候，君王就应该及时让策士谋臣中止，而不让他们开始“分娩”，这就不能显示出实施这件事情非要这些智囊不可，从而将他们所讨论的这件事收回到自己的手里，并让公众觉得最后颁布的诏书谕旨都是出自君主自己的本人。这不仅可以显出君主的绝对权威，而且众人还会认为君王的是十分足智多谋的，借以提高君王的声望。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开放言论通常有它的缺点，那么我们就应该实施相应的办法进行补救。首先，开放的言论会让国家的秘密很难得到很好的保守。其次，众说纷纭常常会导致削弱君王和国家的权威。再次，难免可能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提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建议。为了防止这三种弊病的发生，法国曾实行过意大利人所提倡的那种“秘密内阁”制度，那就是将对国政的议论权力只开放给少数人。但是，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弊病可能比公开那些言论的弊病更大。

说到保密，我们必须清楚，君主并没有义务将所有的事情都向他的顾问告知，而是可以有所选择地传达。而哪些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也是没有那个必要找人商量的，同时也没有必要把他要做的事情全部都宣告出来。但是君主还是应该小心翼翼，千万不要把自己将要做的事情的秘密透露出来。至于内阁会议，他们所信奉的座右铭就应该是：“我充满了漏洞。”73一个以泄密而感到光荣的多嘴的人，所造成的危害将会大于许多清楚有责任应该保守秘密的人。

确实是这样，某些需要被极端保密的事情，应该是除了君主之外，也就只能让一两个十分亲近的人知道，而那一两个人的忠告也并不是没有借鉴的，这是因为，除了保密之外，他们通常还是应该一直不变地按照一个方向的指挥继续走下去，而并不会受到干扰。这也就是说，他一定是一位非常谨慎的君主，他也一定是一个十分有耐心的也能够用手摇动石磨磨面的人。而那些参加机密顾问的也应该必须是非常明智的人，他们应当是最值得君主信赖的那些人，他们对君主应该有着绝对的忠诚。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他在处理最为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除了将机密告诉给莫顿74和福克斯75之外，从来轻易不透露给其他的任何一个人。

关于君主的名誉和权威受到削弱的问题，上面的论述已经给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和措施。因此，当君主们在主持参议会议的时候，他的威严与其说是被削弱了，还不如说应该是增强了。所以从来没有哪个君主，是因为有了参议的这些人而失去了他所信赖的人，除非某个谋士过于受到君主的依靠或者是几个谋士拉帮结派，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发现并予以纠正。

再说到最后的那个弊端，人们通常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才会献谋献策的。世界上有的人生性忠厚、诚恳、朴素、直爽，而不会使那些狡猾奸诈和拐弯抹角，那么君王应当首先收拢住这样的忠义之人在自己的身边。此外，谋士们通常可能不会很团结，他们往往是互相提防的。因此，如果有谁为君主出谋划策只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或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么多半也会传到君王的耳朵里。因此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君主要想了解他的谋士，就像谋士要清楚他的君主一样：

“君王的德行中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善于识人和善于用人。”76

另一方面，顾问也不可以对他们的君主的为人作风过分地充满好奇。一个顾问的真正要求，就是要非常了解主人的作为而不是主人的性情，只有这样他才会善于进言，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他的喜好。君主应该不仅能够个别地征求那些顾问的意见，又能够征求他们很多人集体的意见，这样做才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顾问在私下中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别人面前提意见则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在私下里，人们将会更加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和他的主人推心置腹。而每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受到别人的心境的影响。因而，将两者兼顾起来是十分有益处的。在听取低级顾问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底下进行，为的是让他们畅所欲言；而在听着这些高级顾问的意见时，则最好是在公开的场合下进行的，因为只有那样才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尊重。但是如果君主只是在一些事情上可以听取进言，而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却不能够获得进言的话，那么他们将是徒劳的，因为那些所有的事情就像没有生命的图画一样，而事情实施的关键，则是在于领导对人的慎重选择。

在对于人的选择和任用上，如果是用阶级作为标准的话，那会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最好的进言人就是死了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每当顾问们准备阿谀谄媚的时候，书籍中往往会说得很清楚明白。所以阅读大量的书籍是十分有好处的，尤其是那些曾经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演员”所写出来的书。

现在，很多的议事机关大都只具有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只是附和着一些政策而不是参与修订和遴选政策，这对政治上的一些事情将是十分不利的。在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最好留给议事机关一些充分思考的时间。俗话说的得好：“过一夜可能就会有灵机妙算了。”比如在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否应当进行合并的问题上，议会就曾经运用过这样的手法。

在议会决定为一项事业成立专门委员会的时候，其实任用那些没有偏见、保持中立的人比任用有一些私心和想法的人要好得多。但是我坚持认为，建立一些常设性的专门的机构还是十分有必要的，例如在贸易、财政、军事、法律等问题上设立机构。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急需有一批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并且需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的责任，借助仲裁所管理职权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控诉。然后，再把那些有必要请议会进行复审的重大问题提交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的讨论的时候是不能够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的，以免形成要挟的不利局面。

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位置，似乎只是一件有关形式的小事，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一个人坐在一条长桌上的首要的位置，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处在一种决策的位置上。当君王在主持一次讨论的时候，大家应当注意，在讨论发生的过程中，不能够事先泄露自己的已有的倾向，以免给参与者一些暗示或者压力，让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不好意思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讨论恐怕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英明”77的赞美之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