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喜欢公平与自由，公平来源于自私，没有自私，就没有公平，是自私产生了公平，公平是在自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妥协中产生出来的，公平是用来限制强者的自私，对弱者是有利的，有强者，就有弱者，强者少，而弱者多，公平是两者在长期实践中而逐渐固定下来的意识。

人并非纯粹的理性动物。有些时候是自私的。但是自私并不是绝对不好，它也因此带动了效率的出现。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效率是个中心问题，可以说搞清什么是效率，也就大体上搞清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19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对效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原则：“为最多数的人谋求最大的好处。”为实现这个原则，他主张社会应该使其成员的总效用最大化。

边沁的标准意味着，彼德和保罗两人除了彼德收入8万美元而保罗收入2万美元之外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拿走彼德的1美元给保罗将减少彼德的效用而增加保罗的效用。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彼德效用的减少小于保罗效用的增加。因此，这种收入再分配增加了总效用，这是功利主义者的目标。

经济学家对效率的定义——如果没有人能在不使其他人状况变坏的情况下使状况变得更好，那么经济就是有效率的。在均衡状态下，完全竞争市场通常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市场提高了生产效率。除非市场失灵，否则只要市场发挥作用就不存在能提高由交易带来的收益的其他途径。让我们想一想博尔特的百米赛跑，显然博尔特最后没有全力冲刺的原因是因为领先第二名很多，因此如果想让所有的选手同时撞线，你就必须改变规则，让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冲刺，当然这是才能的浪费。

还有一种方案，将某些起跑器向前搬，再把有的起跑器向后搬，以使所有的选手都尽快跑，比方说，将博尔特的起跑器向后搬5米，这样他就必须全力冲刺才能争取这枚金牌，因此在遵守通用规则的条件下，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更多的路，才能和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在著名的“领跑理论”中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中，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它本身并不干预市场，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事实上，这种方法很像遗产税，改变财富分配的起点，并以此给大家重新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又保留了社会的延续性。

当然，百米比赛的解决方案是相对简单的，只要调整起跑器的位置就可以了。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市场中，当数十亿不同商品、动机、人才准备起跑时，谁来搬动起跑器呢，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领跑理论只是一种大胆的主张。

阿罗实际上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各种本领和原材料，利用每一次贸易、合作、教育、投入的机会，通过转移起跑点，让完美的市场完成其他的工作。这就是要在市场竞争中讲究效率。

竞争性市场经济在生产人们想要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时解决的是效率问题，但政府要考虑到人们对消费品的分配是公平的吗。设想有一种经济体系，其中一个独裁者控制一切，把在经济中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据为己有，并且分给其子民仅够维持生存的极少量产品。这种经济是有效率吗？

是的，它是有效率的。如果没有办法使其中一个受苦的子民状况变好而不使独裁者的状况变坏，那么经济就是有效率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赞同这种经济体系。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公平的：独裁者的富有与其子民的贫穷之间形成相对不公平。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西方观察家第一次仔细考察了民主德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效率低得令人吃惊的体制。投资被浪费在如能源生产这样受政策倾斜的产业中，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却又急需资金。而且生产出的消费品常常是消费者不想购买的。

对民主德国效率低下的揭示说明了这种计划经济与像联邦德国那样的市场经济比起来运行得有多么差。

但即使在柏林墙倒塌后，新统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也不愿让自由市场按常规发展。相反，民主德国的产业和个人都获得了大额的财政援助。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许多由于重新统一而失去工作的民主德国人和联邦德国人之间出现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不平等。一段时间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为这种援助实际上延缓了对民主德国经济的改造。他们认为，援助减弱了工人迁移到工作机会多的地方或学习新技能的动机。但是德国官方坚持说这个是值得的，他们认为公平感有时比效率更重要。

德国的经验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想使经济有效率，我们也想让它公平。社会常常选择牺牲一些效率来寻求公平。我们从经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效率。我们也需要公平，我们希望个体间的效用分配公平合理。

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难题，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但两者很难分开。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贫穷，而在贫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进步，当然，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超越了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