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机会成本

——“舍”与“得”的启示

种小麦还是去酿葡萄酒

葡萄树适合温和的温带气候，所以全球大部分的葡萄园都集中于南北纬38℃～53℃的温带区。影响葡萄生长的气候因素有很多，以阳光、温度和水最为重要。葡萄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成熟期要避免雨淋和霜冻。在地形上比较适合生长在既有利于阳光集中照射，又拥有更好的排水性能的斜坡。与葡萄的娇贵相比，小麦就显得朴实多了。小麦适应性强，各种类型土壤均可种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小麦，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不能种葡萄。

现在我们能在市场上喝到法国的葡萄酒，同时又把中国的小麦出口到法国赚取外汇。自由贸易使国家间通过相互交换获得资源，同时又能够保证自己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但是在最初，世界经济状况并不是如此。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经济面貌。海路的开拓强有力地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欧洲成为世界商业的发展中心。但是，在此之前的欧洲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随着封建经济的急速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开始从内部侵蚀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瓦解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商品交换十分广泛，这就需要大量货币，这时西欧货币已经由银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

由于购买大量商品需要钱，人们越来越重视货币。上至国王、教士、大贵族，下至中小贵族、低级教士，人人追求奢侈豪华。正如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

当时的国王都认为金币和银币是最实在的，只要国王有钱，那么就能够招兵买马，然后攻打别的国家，再去获得更多的财富。当时的欧洲有很多小王国，每个国家都要尽量地积攒金银财宝，可是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拥有金矿和银矿之外，别的国家的金银财宝的数量很是有限。

这该如何是好呢？

聪明的国王们还是想出了对应之策：“想方设法鼓励我的国民去多生产些产品，然后我再把这些产品，比如说小麦啊、葡萄酒啊、马匹啊、铁器啊，再卖给其他国家，去赚别的国家的钱。”那时，擅长小麦生产的英国人把自己的麦子运送到葡萄牙去，以获得更高的价钱。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占得先机，一开始进行国际贸易买卖的国家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很快他们发现了其他问题：谁都想多和外国人做生意，去赚外国人的钱。一方面，你去跟外国人做生意，把东西卖给外国人。你的确是从外国人手上赚了一笔钱，可是一转身，你又跑到国外去买外国人的东西。刚赚来的钱一转手又花没了。钱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这样的小麦和啤酒的兑换生意对于国家的财富的增加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为了能够单方面地获得其他国家的财富，很多国王宣布，只要是他的国民，只允许卖东西给外国人，不能买外国人的东西，就算买也只能从外国人那里买本土生产的东西，如有违抗轻则坐牢，重则斩掉违反者的双手，将其绞死。因此，在十五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各国之间贸易往来并不频繁。

一直到了18世纪，亚当·斯密的出现开始改变这一状况。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他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于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等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到私利与公益之调和。

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不买外国人的东西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和外国人做生意对自己是有利的。他举例子说，就像英国，气候比较适宜种植小麦，种葡萄的收成就不行了，所以英国人才喜欢喝大麦酒威士忌，很少喝葡萄酒。如果他们现在不跟外国人做生意，那么如果想喝葡萄酒的话，只能自己生产葡萄，自己酿酒。问题就在于葡萄在英国产量并不高，而离他们并不太远的葡萄牙却日照充足，很适合葡萄生长，而且出产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很好。

如果国王都不限制和外国人做生意，英国人只需种小麦，用小麦或者威士忌去换葡萄或者葡萄酒，这其实比自己去种葡萄，再自己去酿葡萄酒更合适。

斯密的这套拿小麦换葡萄酒的思想在当时受到了很多当权者的认同，他也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建立了西方经济学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尽管并没有提出机会成本的概念，但是他的分析其实表明，他已经充分地领悟到了机会成本的深刻的含义。

机会成本就是意味着为了得到某些东西必须放弃的另外一些东西的最大值。种小麦还是种葡萄，这对英国人和海岸另一侧的葡萄牙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英国人来说，土地的数量是一定的，如果他们拿土地来种葡萄，就没有办法再拿它种小麦。因此，他们种葡萄的机会成本就应该是同样的土地种小麦可以获得的收成。英国人发现，他们国家盛产小麦，尽管小麦的价格在英国不贵，可是拿到葡萄牙可就值钱了，用它可以换到比在英国更多的葡萄或葡萄酒。而对葡萄牙人来说也是如此，同样的土地种葡萄的收成更好，并且他们生产的葡萄酒似乎在国外更有市场，卖价要比小麦高得多。当然，如果葡萄牙种小麦的话，就需要付出同样的土地种葡萄可以获得的收成的机会成本。

如果现在英国允许与葡萄牙之间自由贸易的话，假设每一个英国农场主手上有100亩土地，而他全部用来种小麦，必然能够收获非常多的小麦，他完全可以拿他收获的一部分小麦和葡萄牙的商人交换葡萄酒。在不允许交易的前期情况中，如果一个英国绅士想要喝葡萄酒就必须留下一部分地，比如说3公顷土地专门用来种葡萄酿酒。但是在英国葡萄的产量不高，这3公顷地种植葡萄的机会成本就应该是这3公顷土地用来种小麦可以收获的小麦的数量。

近水楼台，英国人很快接受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他们发现自己种小麦并拿出3公顷土地所产的小麦去交换葡萄牙人的葡萄酒的话，完全比自己留下3公顷土地种葡萄、再自己酿酒所产的酒的数量更多，也就意味着英国人种葡萄的机会成本是大于种小麦的机会成本的。如果要做出最为合适的选择，他们当然应该选择机会成本更低的小麦了。

葡萄牙人很聪明，很快也开始效仿，他们更多地种植机会成本更低的葡萄。世界农业产业带也初步显出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