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经济学上，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不能控制的通货膨胀，物价迅速上涨的情况下，货币就失去了价值。尽管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标准来界定恶性通货膨胀，一般的界定为每月通货膨胀50%或更多。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定义是“一个没有任何平衡趋势的通货膨胀循环”。中国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便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在1946～1949年间达到高峰。政府因开战而大为增加支出，但战后的中国通胀仍在继续。1947年政府甚至曾冻结工资，亦无果而终。当时的舆论称，在百业萧条的中国，唯一仍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钞票印刷业。1947年发行的钞票最高面额为5万元，到了1948年中已到了1亿8千万。法币的发行量自抗战结束时的5569亿元增长到1946年发行的8.2万多亿元，而后到1948年时已激增至660万亿元。当时甚至有造纸厂以低面额法币作为生产原料而获利。1948年国民政府实施货币政策改革，用新发行的金圆券取代原有流通的法币，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金圆券的发行额就增至1千万，甚至地区性银行曾在1949年发行了面额为60亿圆的纸币。有关恶性通胀的肇因虽有很多争议，可是当货币供给有异常的增加或钱币大幅的贬值，且常与战争（或战后）、经济萧条及政治或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时，恶性通胀便日益明显。西方学者认为，首先由于政府的需要，大量增加货币的供给，这就相当于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巨额预算赤字融资，这也是所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之一。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通货膨胀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高通货膨胀引起税收实际价值的迅速下跌，反过来又增加了赤字。西方学者还认为，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如果必须以货币手段融资的赤字太大，则因此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就会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根据以往的事例，一旦持续的以货币融资的赤字为GDP的10%～12%，就足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人们对恶性通货膨胀的了解比较少。光从名字来看，会觉得恶性通胀就是过度的通货膨胀。但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通货膨胀可能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现象。1913年美联储刚成立时，通货膨胀就一直维持在每年3.5%的平均水平，但是美国在20世纪仍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成果。

恶性通货膨胀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延伸或放大，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尽管看起来都是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购买力，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相同。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时，由于经济增长，加上消费品价格上升，导致经济体的消费品需求量大增，迫使所有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而恶性通货膨胀是对货币失去信心。

大多数情况下，外生性因素如主权货币被抛弃、战争、猖獗的贪污或政权更迭等，才是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违背民意的政府赤字开支和高水平债务。这些外部事件导致了公众对货币失去信心，从而引起税务系统崩溃，迫使政府需要借助疯狂印钞来填补缺失的信心。然而信心缺失最终还是没有被填补，于是就引发了恶性通胀。

货币只不过是交换的媒介，一旦没有人承认它，发行再多也没有价值。在《当货币死亡》一书中，弗格森描述了魏玛共和国在1920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大萧条，那是一个饱受战争与动乱蹂躏的政府。经济的动荡使得《凡尔赛条约》中外国占领鲁尔、战争赔款等带来的国家财政的应变能力下降的问题加剧。

德国金融家卡尔·梅尔基奥尔很好地总结了1921年德国的情况：“不用着急还钱……我们可以通过初期两三笔外国贷款援助来缓解危机。因为当时外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么一大笔钱，只能通过庞大规模的德国产品出口来实现，可是这样就会对英国和美国的贸易造成巨大打击，所以，那些债权人最终会找上门，然后自求削减德国对其债务。”其实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些因素，但是从货币的诞生到灭亡，或者说从经济的常态到恶性通货膨胀，要走的路很长。中国或者美国并没有出现货币崩溃的最重要因素。

假设美国或中国发生恶性通胀的概率极低，美国也从来没发生过经济崩溃而且又没有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这样的前提下一旦美国人的信心急剧下降，整个世界的货币储备体系也将毁灭。美国最大的问题也许就在于应对通胀时的政策是否行之有效。迄今为止市场对美国的CDS价格债券收益率维持在最低恰恰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恶性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高通胀。它是一种导致民众对主权货币信心完全丧失的无序的经济发展。政府债务和赤字开支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还达不到出现普遍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