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语41

1.

1979年那个阳光明媚的秋天，我挎着母亲用大姐的一件带碎花的旧衣服改成的书包去上学了，从此即将告别我荒蛮的童年时代。就像我父亲再三叮嘱我的，我从此要踏上一条有文化、有理想、崭新的人生大道了。

父亲当时为了培养我的上学热情，拿出了他吸烟后积攒的二十多个香烟盒，拆开、铺平、对齐，然后缝在一块，给我做了个练习本。还炫耀地对我说，“柱子，你看，这面可以写字，那面还有画，多好！”父亲还从我二姐的书包里给我拿了两只铅笔和半块橡皮。结果好长一段时间，让我的小学生活伴随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后来在我考上大学后，父亲把我作为教育他孙子们的榜样，“你们小叔小时候的本子是用烟卷盒缝的，那样都考上了大学，”然后又瞪一眼那帮小家伙们，“你看看你们，你看看你们！”

老父亲显然只记住了我的优点，但是我没有忘记自己的顽劣和抵抗。其实有段时间我很无聊，甚至想逃学、离家出走。削铅笔，结果把手指头削破了，吓得我“嗷嗷”之哭；上课憋尿，不敢告诉老师，就索性尿在裤子里。我当时一点儿也不感到害羞，铁蛋很牛，敢手抓活蛇，不照样好几次屎屙了一裤裆吗？上课很是无聊，还担惊受怕，数学课上老师会冷不丁地问你，“三加二等于多少？口算！”我就赶紧把手放在身后掰手指。身后那个讨厌的小美总是喜欢告密，“报告老师，柱子掰手指了！”老师就把眼一瞪，吼道，“心算。”后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用手指头，而用脚趾头。不久，在我意念的驱动下，我能把脚趾头一个一个地灵活地翘起。当时这个秘密没敢告诉别人，怕老师剁我的脚趾头，因为他说过，口算时谁掰指头就剁你们的手指。有次，我给女儿表演我的脚趾功夫，笑得她差点岔气。

下课也无聊，由于年龄小，经常被高年级的欺负，脑瓜儿会冷不丁地被人挨上一记，年幼的我只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当然，我也有报复的时候，我会把一只死癞蛤蟆偷偷装进小美的书包。有次我被惹毛了，一个二年级的学生让我叫他爹，我一下子恼了，逮住对方的胳膊就咬了下去，足足咬了三四分钟。这场战役的结果影响很大，最后竟惊动了双方家长。而对于我，则是一战成名，很多小男孩都不敢欺负我了，怕我逮住他们往死里咬。当然也有负面影响，周围的小伙伴不敢和我玩了，让我异常孤独，特别是课间的时候。

那段时间，课间的我经常孤零零地独来独往，只能看蚂蚁搬家，看飞鸟流云。有时啥也不看，就戳在那里卖呆。那时，我特别地讨厌上学，想逃学，想回家，甚至宁愿像个屎壳郎那样去滾粪球，也不愿上学。

但有一天，我的课间生活突然变得绚烂多彩起来。严格说来，不是我自己的课间生活，而是我们的课间生活。

那天，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们校园。说是校园，是抬举我们当时的村办小学了，就是一个土坯墙围成的小院子，比平常人家的院子大些。我们的校园经常有外人闯入，比如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人家已是校园的常客了；还有未上学的小孩子，我们上课了，他们还在咿咿呀呀地玩耍，让我们好生羡慕。还有脱了缰绳的牛、离群的羊什么的。要是谁家的鸭子闯进校园，我们就撵上去提着脖子把它扔出墙外，然后听它惊恐的叫声。而那天是个陌生人。那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色苍白，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很干净。一开始大家并没有特别在意他，他只是像个梦游的人一样在校园里晃来晃去。

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人突然扭起了大秧歌。他两腿交替地往前走着，跨步拧着，手还在头上甩来甩去，肩膀还一颤一颤的。我，包括在校园里那些玩耍的孩子们都一下子安静下来，看着这奇怪人的舞蹈。我当时不知这舞蹈叫啥名字，只听到身旁的一个晒太阳的老头说，“大秧歌！”多年后，每当我在电视中看到有大秧歌的镜头时，还想起儿时这个陌生人的大秧歌。

我从小就善于观察，也善于模仿，也因为我当时孤独得要命，憋闷得难受，因为谁也不和我玩耍。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抹了把鼻涕跑了过去，跟在那人后面学样。走了几步后，我竟跳得有模有样了。那人感觉到我的存在，就回头看了一眼，还冲我咧嘴笑了，我记得当时他的牙很白。于是，我俩一大一小，在校园里就扭起大秧歌来。一向严肃的数学老师看到我们在扭秧歌，笑得只咳嗽。

“柱子，你的裤子掉了。”小美冲我喊道。

我当时穿着的松紧带儿做成的裤腰，由于松紧带弹性小了，经常走着走着裤腰就溜下来，露着半截的两片屁股和腚沟，我就不时地往上提裤子。我手忙脚乱地一边提着裤腰，一边跟着那人在扭秧歌，我以为当时周围疯狂的笑声是给于我们的赞赏，后来才知道那都是送给我自己的。第二节数学课，老师第一次笑着对我说，“柱子，回家让你妈给你换个新的裤腰带。”后来，又有几个胆大的小孩子也跑了过去，还有小美，跟着扭起大秧歌来，队伍像一条大蛇，扭来晃去。

正在我们扭着起劲的时候，校园里跑进来一个小媳妇。我认得，她是我村德仁家新过门的小媳妇。那小媳妇跑过来就拽那人，“哥，咱回家去。”那人身体一僵，突然转身就跑，他并不往外跑，而是在校园里拐来拐去，德仁家的就追。那人跑得快，猛跑出几步后，就停住，回过头来咧着嘴无声地笑着，那白牙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待他妹妹快追上他时，他又猛地掉头就跑，在我们人群中快乐地穿行。

我们看得兴致勃勃，嗷嗷直叫。

最后一个身影跑过来，抓住了那人，时德仁哥。

“德仁，他是谁啊？”校长走过去问道。

“他是我大舅哥，脑子有病！”德仁歉意地笑笑，把那个会扭大秧歌的大舅哥带走了。

那人一走，我突然感到我们的校园被抽走了快乐和生机，尽管刚才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

2.

由于课间过于快乐，再次上课已让我们像挣脱了紧箍咒的孙猴子，早已心猿意马，感觉魂儿都被那男人带走了。

我们期盼那个男人像天兵天将一样在课间从天而降，但未能如愿，而且在下课前遭到了校长的严厉批判。语文老师就是我们的校长。其实，我们学校就三个老师，校长五十多岁，上课摇头晃脑，高兴了就写个繁体字让我们猜，弄得我们一头雾水。他专门教我们写毛笔字，有次我把墨水瓶弄倒了，墨汁撒了一桌子，正好桌上有个被小刀刻出了的小凹槽。我就把泼洒的墨汁弄到那个小凹槽里，然后蘸着毛笔写字。校长看到我后，夸张地说，“你这砚台很气派！”再就是数学老师，一个凶巴巴的男人，又黑又瘦，当时我最怕他了，其实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教学很有一套。第三个就是一个女老师，我们叫她韩老师，是刚高中毕业的代课老师。其实，我们全校就两个班，一班是一年级和三年级合并的复式班，二班是二年级和四年级合并的复式班。像我所在的一班，一年级学生才十来个孩子，全班就二十多个孩子。老师讲完我们一年级的课文，就给我们布置作业，然后再教三年级的学生。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不好，反而有很多乐趣。那些课下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牛哄哄的三年级学生，课上照样被老师训得像孙子。校长在下课前训斥我们，说那个男人是疯子，孩子们不要和他玩，万一疯起来会把你们的头拧下来。当时我们吓得只缩脖子。

对于疯子我是有清晰概念的。我的小伙伴小杰的母亲就是疯子。小杰和我是发小，且是同班同学，我俩最要好。当校长说疯子能拧下你的头的时候，我看到小杰的眼里充满了不屑，嘴角也撇到了一边。严格说来，小杰并不是我村的孩子，他是我村的外甥。由于他姥爷没有男孩，他从小就过继给了姥姥家。小杰的母亲疯，有次我去找小杰玩，结果他母亲拎着一米长的擀面杖撵了出来，吓得我没命地往外奔逃。但小杰的母亲从来不打小杰，她每天有阴着个脸，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啥。即使是下雨，小杰的母亲也会阴沉着脸，嘟嘟囔囔地缓步行走在雨幕中，就像迷了路的鬼。但那个男人好像不同于小杰的母亲，还开心地笑，笑起来牙很白。

校长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还特意让数学老师在校门口巡逻。当数学老师凶巴巴地在校门口巡逻时，让我们感到他比疯子还可怕。在私下里，高年级的几个同学把数学老师当作阶级敌人，我也很认同这个观点。他们几个曾说，他们和数学老师的阶级仇恨是源自一次偷窃。数学老师在学校里有自己的厨房，有次他们几个偷偷溜进他的厨房，偷吃了他的蒸地瓜，还往他的水缸了洒了一泡尿，结果被数学老师逮个正着。于是，数学老师就用鞋底狠狠地揍了他们的屁股。他们说的时候咬牙切齿，我想是那事肯定是真的。

整个下午，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个男人来学校，我们既高兴又失落。高兴的是我们的脑袋不会被他拧下来，失落的是我们从内心深处盼望他的到来。

对于我而言，尤其感到失落。他的到来，就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扇灭了我心头孤独和愁闷的火焰，因为好不容易让我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但我并没有完全走出阴霾，怕我那心头的一点孤独的火苗子又一次地燃气熊熊大火。

我决定去校园的场地上扭那个大秧歌。我说做就做，尽管我的腿很短，扭起来别别忸怩；尽管我的裤腰老是往下溜儿，影响了我的正常发挥；但我照样扭得很认真，我板着个笑脸，不拘言笑。由于那个男人不在，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扭，反而感觉十分的良好。

很快，我吸引了很多同学的加入。他们在我身后学着我的样子扭起来，他们嘻嘻哈哈，扭得不像样子。我十分讨厌他们如此不够认真。

我扭头看去，看到小美也在队伍里，脸蛋红嘟嘟的，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脚尖儿。小美的存在让我扭得愈发起劲。其实，我很喜欢小美。

那边，三个老师都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我们嘿嘿地笑。我听到数学老师在说，“这帮猴子们！”

没有那疯子的大秧歌其实很不正规，有时扭着扭着，这个同学会绊一下前面的脚，前面就跌倒了，爬起来就追后面的同学。有的同学还扒人家的裤子，我就被人扒过两次，让我很是恼火。

后来，竟然有了高年级同学的加入，特别是那些女生，她们一看就会，而且扭得特别好看，关键是她们还把我挤在了后面。本来这只娱乐队伍是我拉杆子搞起来的，怎么能让她们抢了风头？

这个时候，不知道高年级的哪个男孩唱了一句，“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我当时尽管不知道这句歌里的深刻含义，但感到它是如此的亲切，还朗朗上口，于是我也跟着吼“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于是我们几个男孩子就边扭边唱，节奏还出奇的一致。

一会儿，几个高年级的女生不跳了，跺着脚，红着脸走到了一边。有个女生还直接走到了校长面前，说我们男生耍流氓。

“怎么耍流氓了？”校长很奇怪。

“‘大姑娘浪’不是耍流氓吗？”女生振振有词。

校长还没缓过神来，结果数学老师大踏步地走到我们面前，挨个在我们的头顶上扇了一巴掌，然后向我们吼道，“小兔崽子们，你们唱艳曲呢？给我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于是我们一边吼着“社会主义好”，一边扭着大秧歌，好不热闹。

可能是校长看出了我们的散乱，就让小韩老师教教我们，“小韩，你去给他们做个示范！”

小韩老师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身子扭捏着说她不会，结果还是迫于校长的压力过来教我们了。虽然小韩老师年轻，身材苗条，但确实不是扭大秧歌的料儿。这让我们对她很是鄙视，一个正常人、一个女人，怎么还不如一个疯子、一个男人扭得好看呢？

少了那个疯子的大秧歌，总感到少了点什么。

我想，大秧歌成了那时我们课间最为高雅的娱乐形式。尽管我们课间有很多娱乐形式，但很多都不入流，比如扇纸板、撞拐、打手掌什么的；有的还有暴力色彩，就是摔跟头，一开始还很友好，玩着玩着就成了真打。但大秧歌不同，呼啦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同学，关键是有点高雅的味道儿。

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从母亲那里听到了那疯子的故事。母亲说，那疯子的命运很是不幸。

3.

两天后的一个晚饭时刻，母亲就告诉了那个疯子的悲剧故事。我对母亲的叙事信以为真，尽管在我眼中母亲是个天生讲故事的人。

母亲对别人的不幸故事总是充满同情，且着迷。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母亲了，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自认为一身正气，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有次母亲正在炕上纺棉花，听到外面有吵架的声音，她老人家鞋也没穿就急急地跑了出去，发现是来运家的媳妇和她婆婆吵架。那媳妇揪着她婆婆的头发又踢又打，没人上去拉架，看热闹还来不及呢。我母亲偏不，就挺挺地上去拉架。人家儿媳妇没好气地对我母亲说，“没你的事儿，一边去！”母亲恼了，就一个耳光扇了过去。然后母亲一叉腰，指着那媳妇骂道，“你个不孝顺的东西，你再打你婆婆试试？”结果来运家的媳妇就气呼呼地回家了。

母亲说，那疯子叫建平，是个好人，他的疯是因为恋爱引起的。母亲说，疯子是故事是德仁家的媳妇翠萍告诉她的。

对于我而言，建平的故事来自母亲，而母亲对于他的了解来自于他妹妹崔萍，这故事经过几个人的口耳相传，自然就有了几番添枝加叶，更为丰满摇曳、生机勃勃了。其实，哪个民间故事不是这样而丰富多彩了呢？

当夫母亲唏嘘不已地讲完他的故事后，点着我的额头恶狠狠地说，“柱子，你小子长大找媳妇，如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砸断你的腿！”

俺的个娘啊，那时七岁的我对找媳妇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呢。

60年代的一天，建平所在的村突然来了几个知青，说是来接受广大劳动人民再教育的。他们的到来就像一条鲶鱼丢进了池塘，顿时让死气沉沉的泥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对建平而言，他的灵魂都受到了重重的敲击。

建平发现，那些知青干净讲究，不仅每天洗脸，还每天洗牙，后来才知道那叫“刷牙”。而老百姓忙起来好几天都懒得洗脸，有时洗脸就是象征性地划拉几把。牙更是常年不刷，高兴了就含口水仰脖“咕噜咕噜”漱漱口而已。那些知青还一天一洗脚，还穿袜子，而农村小伙好几天才洗一回，一脱鞋能把人熏个跟头。更重要的，他们似乎每天都很快乐，每次上地干活，他们会一块高歌社会主义歌曲，不是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唱“东方红，太阳升……”老百姓问他们，你们怎么这么活泛？他们会说，他们要以高涨的革命热情来拥抱新的生活。

他们的行为引起了村里青年的效仿。对于建平而言，没有牙刷，就用丝瓜瓤，没有牙膏就直接用清水。当时她母亲训斥他，“败家的，丝瓜瓤是用来刷锅的，怎么能用来刷牙？”在知青们的带动下，建平这帮农村青年也变得开始活泼起来。

有一个女知青叫李文芳的，很是让建平喜欢。那女孩长得漂亮，而且很白。农村有句话，说女孩子“一白遮三丑”，就是强调女孩脸白在农村审美中的重要地位。人家李文芳不仅脸白，那五官也是精致的紧，这样的女孩就是天生丽质。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妖孽啊。其实，我那会儿为什么喜欢小美，就是因为小美的脸白，像白面馒头，我很想上去啃一口。我对小美的爱，纯粹是一个小男孩对一个小女孩的喜欢。更重要的，那个女知青还会跳舞，一个飞踢能脚底朝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字马”功夫了得。当时十八岁的建平看到那位翩翩起舞的女知青时，认定她就是从月宫里私自下凡的嫦娥。

其实，当建平第一次看到人家李文芳时，就出了洋相。那天，李文芳和几个知青从村主任赶得马车上跳下时，看热闹的人就围了上去。建平歪着头边走边看，结果一脚踩空，跌进了路边的粪坑里。

那年中秋节，几个知青策划要联合村里的青年举行一个中秋晚会。一开始，他们几个知青的动员工作很是吃力，因为农村青年不仅娱乐细胞几乎为零，还上不了台面。如果让他们在摔个跟头、说个晕段子还行，但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下唱个歌、跳个舞就难了。

那晚，知青们把几个活跃的农村青年叫到村委会的娱乐室，那脸白的女知青李文芳问道：“你们谁会唱歌？”

大家摇头不语。

“你们谁会跳舞？”

大家又是一阵摇头。

“文芳，对于农民兄弟我们得充分利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旁边的知青提醒道。

李文芳皱着漂亮的眉头想了一会儿，问道，“你们会跳大秧歌吗？”

大家又是一阵摇头。

“你们的脑袋瓜儿是拨浪鼓做的吗？”李文芳咯咯地笑道，“没关系，那咱就从大秧歌学起。”于是，李文芳就在他们几个农村青年面前跳了一段大秧歌。多年后我想，肯定是漂亮女知青李文芳的那段大秧歌，直接打开了十八岁的建平的心灵，就像一粒麦子，扎根、破土、发芽、抽穗，让他看到了未来的美好秋天。

“你们谁来试着跳一下？”李文芳问他们。

其他人都露出怯懦的眼神，身子往后缩着。当李文芳的目光扫过建平脸上时，建平突然神差鬼使地点了点头。于是建平就勇敢地走上去跳了起来。他妹妹翠萍说，那时，她那没出息的、异想天开的哥哥就爱上了李文芳。

其实，第一次在李文芳面前跳舞，建平很是忐忑和羞怯。

“这里，这样，这样，”李文芳拿着建平的手腕纠正着，又拍拍他的跨步，“这样扭，这样扭！”

李文芳的指导大大方方，建平的学习扭扭捏捏。一段练习下来，建平的额头竟出了层汗珠儿。

那天晚上，建平失眠了，睡不着的建平在院子里轻手轻脚地跳大秧歌。据翠萍说，她爹晚上起来屙屎，看到黑夜中跳大秧歌的建平，以为是鬼，吓得差点晕死过去。

于是，建平便一心一意地跟着女知青李文芳学跳大秧歌。

“建平，你若是从小学舞蹈，绝对很棒！”

“建平，我发现你身体里有个舞蹈王子的灵魂！”

“建平，我教会了你，你再教其他几个人吧？”

李文芳夸奖建平，这让建平觉得自己就像是个乞丐得到了女王的赞赏一样！

据翠萍说，学大秧歌的那段日子，是建平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对于那段甜蜜的日子，却引起了其他农村小伙的疯狂猜忌。

“建平，李文芳的手软不？”

建平想到，当李文芳每一次碰他的手时，他都感到那柔软像一股电流迅速漫过全身，让他手心冒汗，但他抿嘴不语。

“建平，那李文芳的味道好不？”

怎么说呢？建平心想，就像过枯草嗅到了春风，小羊看到了青草，吃奶的孩子闻到了他娘的奶水香。他想这样告诉别人，但他不敢。

翠萍说，他爱喜欢李文芳，但人家不喜欢他。

十几年后，当我在大学里因暗恋一个女孩而差点得抑郁症时，我才深深理解当年那疯子暗恋女知青时的快乐和忧伤。

而当年我娘再一次唏嘘不已之后，又话锋一转，用训诫语气对我说，“傻男人才会干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儿！”

俺的个娘啊，那时七岁的我怎么会理解“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深刻寓意呢？我还以为傻男人就是拉屎不擦腚、冬夜把把屎屙在屋里、跟牲口生气而扇自己耳光的傻子三叔那样的人呢！

我娘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难道在她老人家心中，她小儿子长大后就是一个情根深种、痴情不已的主儿？

4.

据翠萍的话讲，家里发现建平爱上人家李文芳是源自家里的一系列失窃事件。

家里晒的干辣椒、地瓜干、大蒜，甚至家里腌的萝卜，都会不定时地减少。一开始，家里还认为是黄鼠狼干的，可一想不对，黄鼠狼干的是偷鸡的勾当，不可能吃辣子。如果黄鼠狼吃辣子，只能说明它成精了。后来怀疑是村里的小偷奂家干的，可人家奂家偷得是粮食、钱等大的东西，岂看得上这些小玩意儿？更奇怪的是，建平他娘自己织的一块老粗布也少了几尺，这事还真是怪了。后来，是翠萍发现那李文芳的床上铺着一条他娘织的老粗布。

“难道那个漂亮的李文芳是个小毛贼？”他父亲决定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村支书，结果被建平拦了下来。

很快，建平坦白了，说那些东西他都塞给了李文芳。说是塞，就是在人家有意拒绝的情况下，他撂下东西就走，有时还是在人家不知情的时候放下的。而很多情况下，李文芳当成了好心人的赠送。

“人家喜欢你吗？”他母亲问建平。

“可能吧！”建平支支吾吾，“每次见了我都笑。”

“每次见了我还笑呢，”翠萍嘴快，反驳道，“难道她还喜欢我？”

建平尽管坦白了，但未得到从宽处理。他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爱情很快遭到了家里的打压。他不想屈服，决定向李文芳表白，但又不敢。一是他没有胆量，二是他怕担负政治责任，用村支书的话说，“如果你们和知青相好，就是腐蚀社会主义大好青年，是要蹲大狱的。”这让建平很是恐惧。

翠萍说，那段时间她哥建平就像丢了魂儿一样。有次水缸里没水了，这边等着做饭呢，她母亲就让建平去挑水，建平就挑着水桶晃晃荡荡地出去了。等了好久，建平又挑着空水桶晃晃悠悠地回来了。

“建平，你干啥去了？不是让你去挑水吗？”他妈问他。

“哎吆，我忘了，”建平一拍脑门儿，像梦里醒来一样，又匆匆挑水去了。

有次，建平去地里干活，低着头闷闷不乐地走，当他抬头时，突然发现原本熟悉的土地变得陌生了，他竟然迷路了。

“建平，你扛着锄头转来转去干啥呢？”别人问他。

“我找不到上午干活儿的地了，”建平摸索着头嘿嘿地笑着，“我迷了方向，哪是北啊？”

翠萍说，那时她哥已经表现出精神失常的先兆，只是大家没在意，也没往深处想。

后来，当李文芳响应党的号召返城后的第三天，建平开始亢奋地跳起大秧歌，从早晨一直跳到晚上，人们才知道他已精神失常了。

那晚，母亲讲完那疯子的故事后，摸了一会儿眼泪，然后恶声恶气地冲着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三根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根腿的大姑娘多的是！”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我娘有意识地给她的七岁小儿子进行情感启蒙呢！

疯子的故事让我对他充满了好奇，还有那个又白又漂亮的女知青。那时我时常想，那个漂亮的女知青李文芳是不是和小美一样好看。这个念头让我经常偷偷地瞅小美。

“报告，柱子上课不认真，老是回头！”小美总爱打我的小报告。

今年暑假，小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小美，和我同龄的小美又白又漂亮，很有风韵，竟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母亲故事里的那个女知青李文芳。现在的小美是个银行职员。那次，我们聊得很欢，恍惚间回到了童年。

“教授，平常忙啥呢？”那次小美问我。

“还不是工作、家庭，乱七八糟的事儿。”

当她知道我在网上写东西时，就要了我的网址，说得闲了就看看。

有次，我收到她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等了好久才说道，“柱子，我好烦！”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我想离婚！”

不知为啥，我突然感到有点恐慌，心突突直跳。之后的有段日子，我都有点怕接她的电话了。

几天后，我收到了她的短信，“那天没把你吓着吧？唉，日子还是凑合着过呗！”

之后，又是好久地没了音讯。

前几天，小美打来电话，咯咯地笑着，“柱子，你得请客啊！”

我不明所以，啥事啊让我请客？

小美电话里说道，“小时候如果不是我爱告状，你哪能会用脚趾头算数？说不定你还考不上大学呢？”

小美的声音很好听，我想她肯定读了我写的故事《儿时课间的大秧歌（一）》。

当时小美的电话让我很是犹豫，我不知道还该不该在故事中勇敢地表达我儿时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我和她的故事。

可能电话里我的沉默让小美意识到了什么，她爽快地说道，“柱子，我想看到你真实的自己。说实话，当时我喜欢的人是毛主席，那时我还想长大了嫁给他老人家呢！”

这就是小美！

“柱子，你真的要请我的客，”小美在电话里愉快地说道，“我也知道一些那疯子建平的故事！”

我突然想起，小美一家和德仁家是一族的人。小美绝对知道很多关于德仁的大舅哥——疯子建平的故事。

之后的故事就是小美告诉我的！

5.

小美说，那疯子建平的故事对她触动很大，以至到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她甚至曾想若她能遇到建平那样的人，她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

那天当我听到小美说这话时，我竟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和忧伤。

小美说，你看看现在的男人，要么好色成性，要么衣冠禽兽，没有一个好东西。她突然咯咯地说道，“柱子，当然不包括你啊！”

小美说，建平从小时候就很好，特别是对他妹妹翠萍，这也是为什么疯了的建平经常到他妹妹家的原因。建平兄妹共五人，建平排行老二，翠萍排行老三，两人相差三岁。那时建平才六岁，翠萍三岁。由于爹娘都得在队里挣工分，又没人看孩子，爹娘就让六岁的建平看三岁的翠萍。尽管任务艰巨，建平年龄又小，但他还是勇敢地肩负起了照看妹妹的重任。为此还晚两年上了小学。

小美说，建平的爹娘在上地干活前，总是留给建平三个蒸熟的地瓜，让建平饿了吃两个，给妹妹吃一个。那时的地瓜小，家里也没啥好吃的。建平就挑一个最小的给自己，给妹妹留两个。有次回来，他爹娘看到还剩下一个地瓜，以为是建平忘了给妹妹吃，就拽过建平打他的屁股。建平哭着说已经给妹妹吃了，那是妹妹剩下的一个。爹娘就问问妹妹，妹妹说吃了，是哥哥喂她吃的。

小美说，小时候的翠萍很淘气，不想走路，就爱让哥哥背着。有时会把建平的脊背尿得湿答答的，建平就放下妹妹，躺在地上在土里蹭，把背上的尿蹭干了，再爬起来背妹妹走。有时怕妹妹掉下来，就停下，弯着腰用把妹妹往肩上送，有时用力过猛，就把妹妹从头上窜了出去，摔得妹妹哇哇直哭。他就赶紧趴在地上学狗叫，逗弄妹妹。晚上爹娘回家，看到建平的衣服脏兮兮的，就认为建平没看好妹妹，光顾自己玩耍了，就打他的屁股，建平一边躲一边哭着说，是妹妹尿了他的背，他躺在地上用土弄干的。

他娘感到冤枉了建平，就让他脱下褂子给他洗洗，结果发现建平的肩上有不少的牙印，有的新，有的旧。

“建平，哪个小崽子欺负你了？你这个孬种怎么不回家说声？”她娘训斥他。

建平怯生生地望着他娘，认真地说道，“是妹妹咬的。”

他娘就问，“建平，还疼不？”

建平就说，“不疼了，当时很疼，还哭了。”说完就累得沉沉睡去。

小美说，“柱子，你知道吗，当时翠萍婶儿跟我说的时候，她是噙着泪说的！”

听了小美的讲述我唏嘘不已，农村有句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秉性来说，确实如此，六岁的建平就表现出那个年龄阶段少有的善良、宽容和责任感。

我想，如果他不疯掉，建平一定会收获一份幸福的婚姻和生活的。

小美说，我们那时小的时候，由于建平经常到妹妹翠萍家里，翠萍的婆婆很是不满，曾对她的儿子德仁说，“把你那个疯子大舅哥撵走，整天光吃不干，这不是浪费粮食吗？”

德仁不同意，对他娘说，“疯了咋了？我就是不撵，他有情有义，我敬重他。”德仁遂不理娘的唠叨和埋怨，任疯了的大舅哥想来就来，想住就住。

从这点来看，我很佩服德仁的做法，现在很多男孩就是结婚了也没断奶，凡事都听爹娘的，不管对错，很是幼稚！

疯了的建平依然保存着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我儿时的所见也印证了小美的所说。

在那天建平像天外来客一样在校园里扭了一阵大秧歌后，整个校园就像刮起了一股旋风，摇曳着我们每个人的神经。但遗憾的是，这个天外来客突然不见了。

听我娘说，建平被她妹妹锁在了院子里。我一下子想到当时小杰的娘，她在疯得最厉害的时候被捆住的情形：被绑住双腿，手也被绑在身后。她“嗷嗷”叫着，拿头往墙上撞。尽管双脚被绑着，但双脚拼命在炕上蹬，结果脚后跟把炕席子搓烂了，脚后跟也血淋淋的……我不知道疯子娘对小杰的童年有何影响，但让我的童年充满刺激而恐怖。有次我竟梦到小杰的疯娘披头散发地向我扑来，让我惊厥而醒。

恐怖会激发我的冒险精神，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决定去看看被囚禁的疯子建平是怎样的。

有次下午上学，我特意早早出门，急不可耐地奔向德仁家，一路上想的都是有关疯子被囚禁的可怕情形。这让我的奔跑之路变得刺激而恐惧。

当到达德仁家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他家的栅栏门紧紧关着，我就悄悄地走了过去。

我在栅栏门外，看到了被囚禁的那个疯子。他没有被捆绑着，也没有表现出暴虐的样子，而是背着我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我感到很好奇，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好长时间都不动。我当时以为他是不是死了。

为了验证他是不是死了，我就故意咳嗽了一声。他听到我的咳嗽，慢慢回过头来，大概是因为想起了我是那个跟在他屁股后面学跳大秧歌的毛孩子，就冲我笑了笑，我看到他的牙齿白白地一闪。他起身向我走了过来。

我吓得撒腿就跑，我怕像校长说的那样，他会拧下我的脑袋。当我跑到认为安全的地方后，我回过头，看到他站在栅栏门后面静静地看着我。他见到我也停下看他后，又冲我无声地笑了一下。

我突然甩动胳膊扭了一下大秧歌，然后又停住，得意地看向他。我感觉他好像一愣，然后像僵尸复活了一样，甩开胳膊扭起了大秧歌。

就这样，七岁的我和一个疯子，一个院子外，一个院子里，扭着大秧歌。多年后，我都无法忘记这个场景。

“柱子，你知道那疯子现在怎样了吗？”那天，小美跟我打电话。她是应我的嘱托特意打电话问她婶子翠萍的。

“几年后，那疯子病好了，还娶了个媳妇！”小美很高兴，然后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吗？建平有个女儿，正读大学，学舞蹈的，你知道她在哪个学校吗？”

学舞蹈的？我眼睛一亮，可我怎么知道她在哪个学校？

“就在你们学校的艺术学院。”小美高兴地说道。

我说不出的高兴。不知怎的，当时听了小美的这个消息竟让我的双眼有些潮湿。

从那天起，我竟有了个小心思，走在学校的路上，面对路过的女孩，我会忍不住想，“这个女孩是不是建平的女儿？”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我能年轻二十多岁的话，我就去艺术学院追求建平的女儿。我相信，她的女儿肯定像他那样，爱得那么真，爱得那么深！【故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