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dom or Death

文/艾米琳·潘科斯特　译/刘颖

艾米琳·潘科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英国政治家，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者，被誉为英国“妇女选举权之母”。1905年至1914年，潘科斯特提出“要行动，不要空话”的口号，领导了一系列如集体绝食的激进式示威，迫使政府让步。1913年11月13日，发表了这篇以“要么把妇女处死，要么赋予她们选举权”为核心的演讲。1928年，潘科斯特去世当年，英国二十一岁以上的女性终于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潘科斯特入选《时代》杂志1999年评选的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她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女性的想法，她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模式，这可能已没有回头路。”在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评选中，她排名第27位。

来到这里的我，并非一个鼓吹者，因为不管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进展如何，在英国，它已经超越了倡导与鼓吹的阶段，进入了实际政治领域。它已经成为引发革命和内战的话题。因此，今晚我并不是来宣传妇女选举权的，美国的妇女们能为自己做得很出色。

我好比一名暂时离开战场的战士，之所以站在这里是想来向大家解释明白，这场由妇女发起的内战是怎样的战争——这一点还需要解释本身就是咄咄怪事。不过现在我站在这里，这就更奇怪了。因为站在台上的我不仅是暂离战场的士兵，还是一个被我祖国的法庭判定为对社会毫无价值的人，而且因为危害社会，我被判入狱劳役拘禁。

如果发动革命的是男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地球上其他国家，都不难理解。但由于我是女性，就有必要解释妇女为何要以革命的方式争取公民权。我们妇女，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与主张，总是不得不站出来现身说法，敦促听众席上的各位男士认识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女人也是人。

……

距离“激进分子”这个词被首次用来描述我们的所作所为已有八年。但除了引发反对者的激进反应外，它根本谈不上激进。如果妇女在政治会议上质询没得到回应，她们不会有任何过激行为。质询候选议员，质询政府官员是英国的传统，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从来没有哪个男人因为质询被逐出公开会议。第一个因为质询被逐出政治会议的，是女性；她们被凌辱，被扔进监牢，关满整整24小时。

我们被称为激进分子，我们欣然接受这个称号。我们决心不懈推进妇女选举权问题，直到政要们对它无法再视而不见。

设想一下，如果有两个饿得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孩子很耐心，一直乖乖地等着母亲来喂。另一个急躁的孩子则号啕大哭，又叫又踢，喝不到奶就闹得所有人心烦。好吧，我们都知道哪个孩子能先喝到奶。整本政治史上全是这样的内容。你不得不喊得比别人更大声，你不得不让自己更突出，你不得不抢得先机占领报纸，实际上，你不得不一直在场，始终压过别人一头。

……

战争会带来后果；人们会受苦，平民遭受的苦难不会比参战者少。内战也一样。你们的先辈将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港，后果之一就是众多女人喝不到茶。你们倒是没接着将威士忌酒扔下船，在我看来这个选择相当有意思。你们牺牲了女性。在许多战争中，男人获得了一片荣耀与称颂，女人却做出了更实际的牺牲。历来如此。上位者的牢骚，掌权者的影响总能获得万众瞩目，无权者遭遇的不公和抱怨却常遭漠视。这便是人权的历史，从一开头就如此。

是的，我们的内战当然也会殃及人民，但不破不立，要煎蛋卷总要先敲破蛋壳，内战既然开始，就不可能没有破坏。难得的是，我们的破坏并没有超出绝对必要，我们的运动刚够激起求和情绪，让参战双方达成体面的和平——我们的所为仅此而已。

我们彻底切断了伦敦和格拉斯哥间股票经纪的电报往来，电报联系瘫痪了整整一天。我不会告诉你们这是如何办到的，也不会向你们描述妇女们切断电报干线的步骤，只想说，我们就是这么做了。我们做到了，向当局证明，那些在他们眼里孱弱无力的妇女，那些讨要选举权的妇女，也一样有技术有头脑，能成大事。现在，请问各位，如果妇女们连这都能做到，除非我们自我设限，还有什么不能做到？

……

他们说，政府有军队支持，妇女身后什么都没有，所以必将屈服。好，那就让他们看清楚，支持政府的根本不是军队，而是赞成票。如果妇女接受不公正的统治，那就会被不公正地统治；但如果妇女大声说出“我们不赞成，我们再也不愿接受不公的政府统治”，那即使依靠战争胁迫也无法镇压最孱弱的妇女。你可以杀死她，但一旦让她脱身，就再也管不住她。纵然势单力薄，但一个人只要拒绝投出赞成票，世上就没有哪种力量可以统治他或她。

一开始，仅仅因为请愿，他们把我们关进监狱，我们屈服了。我们让他们给我们套上囚服，让他们将我们单独隔离，让他们将我们和最无耻的罪犯关在一起，我们以绝无仅有的方式了解到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中的某些骇人罪行。这也算宝贵的经验，我们很高兴拥有。

……

他们对妇女近乎一无所知。女人慢热，可一旦觉醒，一旦下定决心，天上地下没有什么能让她们后退，完全不可能。因此，当前用来对付妇女的“猫抓老鼠行动”破产了。有的妇女奄奄一息，刚刚有气力挺过几场手术，她们没有屈服，也不会屈服，只等能从病床上爬起来，就像以前一样继续战斗。有的妇女从病床移到担架上，躺着也要参加会议。她们虚弱得无法言语，也要和工友们站在一起，让公众知道，她们的精神不泯，她们的精神长存，她们会用一生去坚持自己的事业。

现在，我想告诉那些认为妇女不可能成功的人，我们已经将英国政府逼入了必须二选一的境地——要么把妇女处死，要么赋予她们选举权。本次会议上，我要问美国的男士们，如果你的国家面临同样的抉择，必须在杀死她们和给她们公民权中做取舍，你们会怎样选？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也只有一条出路——把选票交给女人。

通过流血，通过牺牲生命，你们在美洲发起革命赢得了自由。当你们决定释放黑奴时，又通过牺牲生命赢得了内战。但你们将妇女留在自己的家园，所有文明国家的男人都将妇女留在家园自生自灭。英国妇女的命运同样如此。生命对我们来说很神圣，但如果要牺牲生命，那就让我们来吧。但我们不会自行了断，我们要让敌人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给我们自由，要么给我们死亡。

所以我趁着几段牢狱生涯的间隙来到了这里。在“猫抓老鼠行动”中，我已四次入狱，也许一踏上不列颠的土地马上会再次被捕。我来向你们寻求援助，帮我们赢得这场战斗。如果我们能赢下这场最艰难的战役，日后当世界其他国家的妇女起来战斗时，她们无疑会赢得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