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octrine of the Sword

文/甘地　译/刘颖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印度国父，印度诗人泰戈尔尊称他为“圣雄”（Mahatma），意为“伟大的灵魂”。作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民大会党领袖，甘地提出对英国殖民当局实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斗争策略，带领人民争取印度的自由独立。他的这一套以真理和非暴力为核心理论的学说，对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及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人亦受到他的启发。1920年8月11日，“圣雄”甘地发表了这篇探讨非暴力原则的演说。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他起草的党纲。

我相信，若是只能在怯懦和暴力中选择，我会选择暴力。所以当长子问我，如果1908年我差点被刺杀死时，他在现场的话该怎么办，是应该远远逃开，看着我死去，还是应该凭一己之力保护我（他有能力也愿意这么做）？我告诉他，他的责任是保护我，哪怕为此使用暴力。

但我也相信，非暴力远高于暴力，宽恕比还击更有勇气。宽恕令士兵生辉。但只在有力还击的前提下，克制才成为一种宽恕；走投无路的可怜虫虚张声势毫无意义。只能被猫撕碎的老鼠不会去宽恕猫。因此，对那些要求给戴尔将军及其手下应有的惩罚的人，我理解他们的感情。如果可以，他们能让他碎尸万段。但我不认为印度已经走投无路。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走投无路的可怜虫。我只想用印度和我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更高的目标。

别误会我的意思。实力并非来自体力，它来自不屈不挠的意志。一个普通的祖鲁人在体力上远胜一个普通的英国人。但一个英国少年就能让他逃得飞快，因为他怕的是少年的手枪或其他会朝自己开枪的人。他怕死，尽管他体格魁梧。我们在印度很快发现，十万英国人面对三亿印度人也毫无惧色。确切的宽恕意味着要确切认识我们的实力。觉悟后的宽恕必须源自我们自身的强大实力，这实力将让戴尔加上弗兰克·约翰逊再也不能欺侮亲爱的印度。对我来说，观点是否被接纳无关紧要。我们感到被践踏蹂躏，不能不愤怒和仇恨。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放弃复仇，印度能收获更多。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向全世界传达。

我不是梦想家。我自称为一个实用的理想主义者。非暴力的信仰并非仅仅为先哲和圣徒而设，它也可以由普通人践行。非暴力是我们人类之法，而暴力是禽兽之法。暴力精神深植内心，除了蛮力，禽兽没有法律。人类的尊严要求我们去服从更高的法，服从精神的力量。

我借此向印度推荐自我牺牲的古法。“萨塔亚格拉哈”[1]和它的旁支不合作运动与平民抵抗运动在我们度过苦难岁月的经验中并非新名词。在暴力中发现了非暴力之法的先哲是比牛顿更伟大的天才。他们自己就是比威灵顿公爵更强大的斗士。他们学会了拿起武器，更认识到了武器的无用，并告诉这个疲惫的世界，暴力无济于事，拯救之途唯有非暴力。

具体条件下的非暴力意味着有意识地受难。它不是向作恶者卑躬屈膝，而要以全部精神去对抗暴君的意志。奉行这一法则的我们，或能以一人之力挑战一个不义帝国的全部威权，拯救自己的荣誉、信仰、灵魂，并动摇帝国的基础，促其衰落或迫其重生。

因此，我呼吁印度奉行非暴力原则，不是因为她虚弱。我希望她明知自己的优势与力量仍奉行非暴力。她的强大不需通过提升武力来实现。我们看来需要它，因为我们似乎以为自己不过是一堆血肉之躯。我希望印度认识到，她拥有无法摧毁的灵魂，它能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劣势，与全世界的实体联盟抗衡。罗摩的故事[2]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区区一个凡人，率领一群猴子，去挑战十头魔王罗波那，身后退路只有楞迦岛四面汹涌的潮水。它难道不是要告诉我们，精神力足以战胜物质世界的威权吗？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实际的人，我不会坐等印度认识到精神生活在政治领域的实用价值才行动。在英国人的机关枪、坦克和飞机面前，印度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有人出于虚弱采取不合作态度。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共同践行，我们就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将印度从英国人的不义压迫下解救出来。

如果印度举起剑，她也许能短暂获胜。但那样的印度将扑灭我心中的自豪。我将自己奉献给印度，因为我的一切都拜她所赐。我坚信她对世界负有使命。她不会盲目模仿欧洲。印度接受剑之道的那一刻，就是对我考验的开始，但愿我不辱使命。我的信仰没有疆界。如果我对它坚信不疑，它将胜过我对印度的爱。我的生命将通过非暴力信仰奉献给印度，我相信它是印度教的根。

[1]萨塔亚格拉哈：Satyagraha，梵文词汇，意为坚持真理或真理永固，后来被用来指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

[2]罗摩的故事：指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主要讲述王子罗摩和他的妻子悉多的故事。故事中有神猴哈奴曼战胜魔王，救出罗摩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