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merican Scholar

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译/周颖琪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诗人，散文家，思想家，美国超验主义的领袖。美国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文明之父”。在文化思想领域，爱默生领导了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民族文化独立运动。1837年8月31日，他在剑桥镇哈佛校园的全美大学生联谊会上，发表了这篇被誉为美国知识的“独立宣言”——爱默生呼吁美国的学者成为独立的思考者，停止依赖外来文化或进行纯粹的模仿，并创造出新文化，为人类进步做贡献。

主席先生、各位先生们：

在新的一个文学年开始之际，我向大家问好。过去的一年充满了希望，但也许还不够努力。我们在此相聚，不是为了像古希腊人那样比拼力气或技术，诵读历史、悲剧和颂歌；不像吟游诗人那样为了爱与诗歌汇聚；也不像英国和欧洲国家首都里的那些同辈那样，为了推动科学的进步而聚集。现在的人都太忙了，没时间关心文字。迄今为止，我们的节日只不过是一个好兆头，说明人们对文字的热爱还没被磨灭。因此它弥足珍贵，反映的是一种坚不可摧的本能。也许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的聚会要变成、也会变成另一副模样。到时候，这片土地上慵懒的知识分子们终将睁开沉重的眼皮，回应这个世界长久以来的期待，发挥出一些比机械的技能更好的才能来。长久以来，我们依赖他人，向别的国家学习，这个阶段就要结束了。我们身边有成千上万的同胞涌向生活，不能只靠拾外国人牙慧。新的事件和行动正在发生，它们需要被歌唱，它们自己会歌唱。天文学家说，一千年以后，在我们头顶闪耀的天琴座里，有一颗星会成为新的北极星。那谁又敢肯定，诗歌不会复兴并引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呢？

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我接受了“美国学者”这个话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惯用词，还关乎我们协会的本质。年复一年，我们聚在这里，为它的传记翻开了新的篇章。让我们想一想，新的时代和事件是如何让我们看清了美国学者的特点和希望。

有一个久远到不知是什么时候的老故事，竟传达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智慧。故事里说，创世之初，神创造了一个人，后来又把他分成了好几个人，帮助他更好地生活；就像一只手分出了好几根手指，才能用得更灵活。

这个古老的寓言告诉我们一个常读常新的崇高信念：世界上有一个作为整体的“人”——在每个个人身上，他只体现出一种或一部分能力；你得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才能看出这个人的全貌。这个“人”不是农民，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他什么都是。他是牧师，是学者，是政治家，是制片人，是士兵。在分散状态下，或者在一个社会里，这些功能被分配到不同的个人身上，每个个人都要为了共同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这也是在践行作为整体的“人”的意志。这个寓言说明，一个个人要想实现自我圆满，必须时不时从自己的劳动中走出来，接纳所有其他劳动者。可惜，人类的原始单位、力量之源被分散到了太多人身上，它被分得太细，传播得太远，就像散落的水珠，很难再聚集起来。社会处在这样一个状态：每个社会成员都像躯干上截下来的断肢，像行尸走肉一般——他们是一根拇指、一截脖子、一个胃、一段胳膊，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于是，“人”变成了物，很多很多的物。耕作者是一个走进田地收集食物的“人”，这份工作有着真正高贵的使命，但他却很少因此感到欣慰。他眼里只有蒲式耳[1]和手推车，容不下别的东西，他沉浸在农民的身份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农场工作的完整的“人”。商人更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工作的真正价值，而是被商务琐事缠身，把灵魂出卖给了金钱。牧师成了一个形式，律师成了一部法典，技工成了一台机器，水手成了船上的一条绳索。

在这种功能分配模式中，学者代表的是智慧。他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在思考。然而他堕落了，成了社会的牺牲品，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思想者，甚至更糟糕，变成了一个只会复制他人思想的人。

如果学者是思考的“人”，那学者的职责也就不言而喻了。大自然用平和的、训诫的画面启发着他，历史指引着他，未来邀请着他。当然了，难道所有人不都是学生吗？所有事物不都是为了学习而存在吗？还有，难道不是只有真正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大师吗？古时候的圣人说过：“凡事都有两面，小心错误的那一面。”在生活中，学者往往误导大众，滥用了自己的特权。让我们看看学者在学校里的样子，考察一下他受到的主要影响。

一

大自然给心灵带来的影响时间最长，意义也最为重大。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日落之后，夜晚和星辰每天都会降临。风一直在吹，草一直在长。每一天，男人和女人互相交谈，互相注视。在所有人当中，学者和自然景观最为息息相关。他必须搞清楚自然在他心中的价值。对学者来说，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一张上帝织成的网，它的连续性令人费解，它没有起始，没有终结，能量循环出去，又能返回自身。学者的精神就像自然一样，找不到起点，找不到终点——它如此完整，如此无边无际。自然之光照得很远，穿越层层宇宙，像射线一样发射出去，向上，向下，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无论集中还是分散，自然都在急不可耐地向心灵展示自己的样貌。分类就此诞生。对于年轻的头脑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不久之后，他就学会如何发现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出它们的共性。接着，他发现三个，然后是三千事物的共性。于是，追求统一的本性如此强烈，驱使着他继续联系不同的事物，消除特例，发掘深埋地下的根源。从根源来看，本来相反和疏远的事物凝聚在一起，就像同一根茎上开出的花。现在他知道了，从历史诞生之初，事实的积累和分类就从未停止。我们要意识到，这些物体是有规律的，是互相关联的，它们的规律也是人类智慧的规律。如果抛开这个观念，分类又如何谈起？天文学家发现，几何学——纯粹是人类智慧抽象化的产物——可以用来测量行星的运动。化学家在物质中发现了比例关系和可以理解的条理。科学，就是一门从关系最疏远的事物中发现类似性和同一性的学问。充满野心的灵魂们坐下来，面对每一个难题；用他们的分类和规律，归纳一切陌生的构造和新鲜的力量；不断运用他们的远见，再现组织里最细小的纤维，探索自然最遥远的边境。

因此，在这个天穹之下，年轻的学生们和天穹有着同样的根基，它们一个是叶，一个是花。他们的每一根血管中都流淌着相同的关联与情感。但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他灵魂的灵魂吗？——一个过于大胆的想法，一个过于疯狂的梦境。当他学会崇拜灵魂，发现现阶段的自然哲学只不过是碰到了这只巨手的冰山一角，当这道精神之光揭示出更多世界的规律，他就会想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进而成为一个创造者。他会发现自然是灵魂的另一面，它们的每个部分都彼此呼应。它们一个是印章，一个是印出来的图案。自然的美，正是他自身的心灵美。自然的规律，也是他头脑的规律。自然成了衡量他学识的标尺。自然中还有多少未知，他的智慧就有多少还有待开发。总而言之，就像那句老话说的，“认识你自己”，也如当代的一句格言所说，“研究自然”，这两句话终于能够合二为一。

二

另一个对学者心灵影响很大的因素，是先人的智慧——无论形式如何，无论它是文学、艺术还是制度，只要它能被大脑铭记。在来自过去的影响之中，书籍是最好的一种。为了更方便地去了解这种影响的大小，我们应该单独探讨书籍的价值，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会发现真理。

书籍的本质是高贵的。史上第一批学者们从周围的世界汲取信息，仔细思考，用自己的智慧重新梳理信息，最后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他们输入的是生活，输出的是真理；输入的是短暂的行为，输出的是不朽的思想；输入的是营生，输出的却是诗行。那些确凿的事实，现在成了敏锐的思想。它站得住脚，能传播。它经久不衰，自由飞翔，启人心智。产生它的思想有多深刻，它飞得就有多高，唱得就有多久。

或者说，把生活转化成真理的过程有多深刻，思想就有多深刻。蒸馏的完成度越高，得到的物质纯度就越高，越是不朽。但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就像没有气泵能抽出完美的真空一样，没有艺术家在写书时能排除所有传统、有局限性和容易消亡的东西。一本纯粹的思想之书，对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当代人、下一代人还有遥远将来的子子孙孙，都同样有用。但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人们发现，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写出给同代人，或是给下一代人看的书。更早以前的书，已经不适合现在看了。

这样一来，一个严重的错误就诞生了。创作行为——也就是思考行为——是神圣的，对这种行为的记录也跟着变得神圣了起来。一个吟诵的诗人仿佛一个圣人，他吟诵的诗歌也成了圣物。如果作家的精神正直而充满智慧，那他的书一定也是完美之作。对一位英雄的敬爱，堕落成了对一尊雕像的崇拜。这样一来，书就变成了毒害，像一位专制的暴君。大多数人的头脑呆滞了、歪曲了，对理性接受得如此迟缓，他们一旦开化，一旦接受了这样一本书，就会坚持这本书的立场，见不得它遭到蔑视，否则就会大吼着抗议。学院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写书的人是思考者，而不是正在思考的“人”；写书的人有天分，可惜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们选择遵从公认的教条，而不是自己心中的原则。图书馆里挤满了谦恭的年轻人，他们把接受他人的观点当成自己的义务，一股脑儿地接受西塞罗、洛克和培根。可他们忘了，西塞罗、洛克和培根写下他们那些著作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个个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因此，我们不再是思考的“人”，而是一堆书虫。因此，对于那些饱读诗书的人来说，书籍是有价值的，但那价值不在于它同自然和人类社会体制之间的联系，而是把书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世界和灵魂的第三产业。因此，世界上有了修订家、校勘家和各种各样的狂热藏书家。

如果用对了，书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用错了，就是最坏的东西。怎样才叫用对了？不管你怎么读，都能得到的那个好处是什么？读书的唯一用处就是获得启发。如果一本书使我彻底偏离自己的轨道，成为他人思想的卫星，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星系，那这本书还不如不读。在这个世界上，活跃的灵魂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所有人都有权拥有它，所有人心中都有它。只不过大部分人体内的灵魂受到禁锢，或者至今还未诞生。活跃的灵魂能看透、言说或是创造绝对的真理。能做到这一点的灵魂是天才的灵魂，它不是特权，不仅仅属于那些偶然被眷顾的人，它是属于每个人的财富。它的本质是进步。我们的书本、学院、艺术学校、各种机构，请不要再重复过去那些天才的话语了。他们说，这些意见很好，我们要坚持。他们束缚我们。他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但天才总是向前看：我们的眼睛长在脸上，没长在后脑勺上；天才总是创造，普通人才只会原地等待。无论一个人有怎样的才能，只要他不去创造，他就永远无法流露出纯粹的神性——他们也许点着了烟、扬起了尘，但生不起火。他们得有创新的方法、行动和言语，这些方法、行动和言语不能来源于任何习惯或权威。对于分得清好坏是非的头脑来说，创新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恰恰相反，一个人如果不做自己的先知，而是接受别人脑袋里的真理，放弃了独立思考、探究和内化，那么就算那种观点迸发着真理之光，他也是酿成了一个大错。天才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足以对另一个天才造成威胁。每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就是证据。两百年来，英国的戏剧作家一直在模仿莎士比亚。

当然了，正确的读书方法也是有的，那就是要坚决地分清主次。千万不要让工具主导了你的思考。对于学者来说，读书是一种消遣。等他能直接感知上帝的思想，他就不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其他人做的记录上面。但人哪有没有迷茫的时候——当阳光被遮蔽，星辰不再闪耀，我们去寻找点亮的灯火，靠着它们的指引，再次走向东方的黎明。闻道是为传道。一句阿拉伯谚语说：“一棵无花果，望着另一棵，因而结了硕果。”

那些最好的书能给我们带来非同一般的快乐。好书让我们确信，作者和读者能够心灵相通。我们读乔叟、马维尔、德莱顿，读那些最伟大的英国诗人的诗句，感受到一种最最与时俱进的喜悦——我们产生这种喜悦，大体上是因为那些诗句浓缩了时间的精华。这位诗人明明活在遥远的过去，在两三百年以前，他说出的话却能如此贴近我的心灵，他说的几乎就是我想过和说过的。于是，我们在惊讶之余感到喜悦，同时还产生了一种敬畏。如果我们要为这种精神上的巧合寻找证据，我们就要假设存在某种前定和谐，存在某种灵魂的远见，存在某种针对未来需求的知识储备。就像人们观察到的昆虫行为一样：它们等不到自己的幼虫孵化就会死亡，但会在死前为幼虫准备好食物。

我不会因为热爱独立的思想体系，或为夸大本能的作用，而贬低书籍的价值。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人煮草吃，用鞋底熬汤喝，可见人的身体可以从很多种食物中获得营养，那么，人的心灵也可以吸收很多种知识。伟大的英雄人物死后，只留下纸上印的那些信息，几乎没有其他痕迹可寻。我只能说，消化这些信息需要强大的头脑。只有成为一个创造者，才能把书读好。有句谚语说：“要想得到印度的财富，得有本事把它们带回来。”写作需要创意，阅读也要有创意。我们的头脑一旦有了努力和创造的加持，那不管我们读什么书，读哪一页，我们都能看到数不清的含义散发着光芒。每句话都有了双重意义，作者的笔下仿佛有一整个世界。我们因此发现，在懵懂的岁月里，预言家的显灵总是偶发且短暂，因此他的记叙也是如此，也许只占了他书中的寥寥几页。阅读柏拉图或莎士比亚作品时，眼光犀利的人会只提取那一小部分，也就是那些对预言的真实记录。然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剩下的内容，就好像它们不是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写的一样。

当然，对于聪明人来说，有一些东西是必读的。他必须刻苦钻研历史和严谨的科学。同理，高校里也必须设立一个负责教授基础原理的办公室。如果他们想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就不应该去灌输，而是去创造；他们应该去远方寻找不同种类的才华之光，汇聚到他们热情的礼堂里，用聚集起来的光束，在他们年轻的心中点燃一把火。优良的设备和高傲的态度不会促进思考、增长知识。无论有多少座黄金城，无论里面装满多少华服和金钱，都换不来一句或者一个音节的智慧。如果忘记这一点，我们的美国大学虽然会一年比一年更富有，但却会渐渐失去了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

三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学者都是隐士，都是体弱多病的人，不适合做手工活或公益劳动，就仿佛学者是小刀，而其他人是斧头。所谓的“实干家”瞧不起动脑子的人，因为他们只会观察或思考，什么也干不了。无论在什么时代，牧师这个行当里的学者比其他阶层都更普遍。而我听说，有人说牧师像女人，因为他们听不见男人们粗俗、不经大脑的交谈，还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装模作样地说话。牧师们常常被剥夺了选举权；当然，还有人主张牧师禁欲。如果人们真的这样看待这些勤奋的人，那这种观念既不公平，也不明智。对学者来说，行动是次要的，但是必要的。缺少了行动，他就还不足以为人。不经过行动，思想之花就无法结成真理之果。眼前的世界就像一片云雾中的美，我们根本看不透。虽说迟钝是一种懦弱，但没有英雄般的头脑，人就没法成为学者。

行动是思想的前哨，是思想从潜意识转化成意识的过程。我活到现在，也只总结出了这么一点。哪些文字里有生命，哪些没有，我们立刻就能判断。

[1]蒲式耳：谷物和水果的容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