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文/乔治·华盛顿　译/马百亮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美国国父，军事家，政治家。1775年至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1787年，主持制宪会议，制定了美国的根本大法；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其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设立了许多持续至今的政策和传统。1796年9月17日，连任两届总统即将届满时，他在费城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详细阐述其对治国安邦的见解，并向国民和国会表态，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开启了美国总统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的先例。

朋友们，同胞们：

很快，我们就要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行政部门的工作。现在，你们一定在考虑要把这一重任托付给谁。在此，我要向公众声明一点，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入候选人名单，因为这样做更有助于公众意见的明确表达。

……

关于最初肩负起这一重任时的感想，我已在适当的场合表达过了。在即将卸任之际，我想要说的是，我虽然天资愚钝，但已竭尽所能，诚心诚意为这个政府服务。就任之初，我就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能力有限，经验不足，也许其他人对我有同样看法，这使我对履行总统职务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应该隐退，相信公众也会欢迎我的这一决定。我确信，如果我在为国效力的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的特殊价值，那也仅仅是暂时的，我有理由相信我退出政坛的决定是审慎而明智的，而且，这也不会违背爱国的精神。

……

我心系同胞们的福祉，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由于这份关切，自然对威胁你们幸福的危险忧心忡忡。这种忧虑促使我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提出一些想法供大家严肃思考，希望大家能够经常重温。这些都是我深思熟虑和仔细观察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对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想法我坦然以告，因为你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将要辞别的朋友的无私警告，他不太可能有什么个人的动机使其忠告出现偏颇。我还记得上次也是同样的场合，大家对我的想法宽容以待，我因此深受鼓舞。

大家的心弦与对自由的热爱息息相扣，用不着我来加强或强调。

同时，大家也珍视政府的统一，是这种统一使大家结成了一个民族。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真正的独立就像是一座大厦，而政府的统一乃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柱石。它支撑着国内的安定、国外的和平，支撑着我们的平安和繁荣，支撑着我们如此珍视的自由。然而不难预见，曾有某些力量出于不同的原因而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要削弱大家心里对于这种真理的信念，这是我们政治堡垒的重点，是内外敌人的炮火持续不断地（虽然常是暗地里阴险地）集中轰炸的地方。因此，大家应当正确估计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恒久的和坚定不移的热爱。大家要在思想和言语中习惯于把它当作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民族团结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这只是一种怀疑，也要大力反对。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任何一部分脱离出去，或者想削弱现在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神圣纽带，在其萌芽阶段，就应当严加指责。所有这些都十分重要。

……

在所有促进昌明政治的特性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和人类与公民职责的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这必然是白费心机。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和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要简单问一句，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调查的宣誓中，那么，哪还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我们也不可耽于这样的幻想，以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尽管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可能会有所影响，但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不要指望国民道德在没有宗教原则的情况下仍能兴旺发达。

……

我们要对所有国家遵守诚信和正义，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平与和睦关系。宗教和道德要求我们这样做，难道明智的政策不同样要求我们这样做吗？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总是遵奉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精神的民族，为人类树立高尚而崭新的典范，那我们便不愧为一个自由的、开明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必将伟大。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方针，可能会损失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谁会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收获必将远远超过损失呢？难道上苍不是将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在一起吗？至少，每一种使人性变得崇高的情操都会推荐这样的一种尝试。难道因为人类的恶习就认为这种尝试不可能吗？

在执行这样的方案时，最重要的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怀有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对另一些国家却亲密有加，而是要培养对所有国家的公正和友善之情。一个国家如果习惯于对其他国家厚此薄彼，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奴隶，要么是敌意的奴隶，要么是友情的奴隶，而两者都足以使其偏离自己的责任和利益。一国若对另一国心存厌恶，一旦发生偶然或琐碎之争执，两者就会动辄彼此侮辱和伤害，动辄因睚眦而生怨恨，动辄变得骄狂而不羁。因此，就会频繁发生冲突，就会出现顽固、血腥和恶意的斗争。政府有时会被这种民族情绪所裹挟，因激情而做出理性所不容的事情。有时，政府会让民族仇恨服务于因骄傲、野心和其他阴险恶毒的动机而实施的敌对计划。各国的和平，有时甚至是自由，常常会沦为受害者。

同样，一个国家如果对另一个国家过分亲密，同样会产生各种弊端。如果同情自己喜欢的国家，就很容易在两国根本就不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产生两国有共同利益的幻觉，就会把一国之敌当成另一国之敌，当一国与第三国发生争执甚至战争时，另一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也盲目参与其中。一个国家如果对另一个国家过分亲密，也会把别国从自己这里得不到的特权给自己偏爱的国家，这就会给国家带来双重损害：一是损害了自己本应保留的利益，二是那些本应享受同等特权而不得的国家会产生嫉妒、敌意，甚至会采取报复行动。这就给那些有野心的、腐败的和被蒙骗的公民（他们偏向自己喜欢的国家）提供了方便，使他们在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利益时不但不会引起公愤，甚至还会受到欢迎。对野心、腐败和昏聩的顺从本是卑鄙或愚蠢的，却被粉饰成有正义感、有责任感、顺应民意、热心公共利益而受到赞美。

……

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是避免与任何国家结成永久的联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地这么做，但是请不要误认为我会赞成不履行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上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人事务，亦适用于公共事务。因此，我要再次强调，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按照条约规定履行义务。但我觉得延长那些条约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应当经常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时期，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的同盟。

无论就政策而言，就人道而言，还是就利害而言，我们都应当同一切国家保持和睦相处与自由来往。甚至我们的商业政策也应当遵守平等和公平的原则，既不向他国要求特权或特惠，亦不给予他国以特权或特惠；一切要遵循自然之道，要用温和的手段拓展商业，但不可强求；与有此意向的国家订立有关交往的习用条例，使贸易稳定发展，明确我国商人的权利，实现政府对他们的扶助，这种条例应为此时形势和彼此意见所容许的最合理的条例，但也只是暂时的，要根据经验与形势随时予以废弃或改变；须时时谨记，一国向他国索求无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性质的恩惠，他必须付出他的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要记住，接受此类恩惠，会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即自己已为那微小的恩惠付出同等的代价，但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被认为付出得不够。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经验必须将其打破，而应有的自尊应该将其摈弃。

……

回顾我执政期间的各种事件，还没有发现故意的错误，但我非常了解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可能犯了不少错误。但不管犯了什么错误，我真诚地恳请上帝避免或减轻这些错误可能造成的恶果。我殷切地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宽容地对待这些过失。四十五年来，我秉持正义，满腔热忱地为祖国效劳，我希望这期间因我的能力所限而导致的一些失误，随着我将来离开人世而被遗忘。

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我也仰赖祖国的仁慈，并受到爱国之情的激励，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欢欣的期待心情，期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共渡难关的优厚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