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teinbeck’s Speech at the Nobel Banquet

文/约翰·欧内斯特·斯坦贝克　译/马百亮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作家，著有《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罐头厂街》等作品。他擅长描写大萧条时期的平民阶级及移民工人的生活和挣扎，他的故事和人物都来自20世纪上半叶真实存在的历史环境和事件，因此被认为是受自然主义风格的影响。1962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发现了美国人的本质，即对大自然、土地、荒野、山脉和海岸的伟大感情。”他在同年12月10日诺贝尔晚宴上发表了这篇获奖感言。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感谢瑞典学院将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耀授予我的作品。

扪心自问，和那些我所尊重、景仰的文学家相比，自己获奖是否实至名归，对此我心存疑虑，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为自己能获得诺贝尔奖而感到自豪和喜悦。

按照惯例，获奖者通常要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方向发表一些个人感想，或者是学术性的评论。然而，我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文学创作者的崇高职责和义务。

诺贝尔奖的威望如此巨大，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如此神圣，我不想像只心怀感恩和歉疚的老鼠一样，说一些感激之词，而是要像雄狮那样咆哮，以表达对这份职业的自豪感和对古往今来各位前辈的敬意。

文学不是靠着评论界苍白无力的说教者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哼唱祷文而传播的。文学不是少数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隐士的游戏，也不是那些自命不凡、无病呻吟的苦行者的游戏。

文学和语言一样古老，它产生于人类之需要，而今天这种需要变得更加强烈。

吟游诗人和作家并非绝世而独立。从一开始，他们的作用、职责和任务就是由我们这个物种来决定的。

人类经历过一段灰暗而颓败的混乱时期。我的伟大前辈威廉·福克纳曾站在这里发表演讲，他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人们已经能够忍受，因此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精神上的问题了，以至于似乎只有人类内心的冲突才是唯一值得去写的。

福克纳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了解人性的力量和弱点。他知道，作家存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去理解恐惧，消除恐惧。

这并不是新的观点，作家的古老使命并没有发生改变。作家的职责是揭露我们许多严重的错误和失败，去挖掘我们黑暗而危险的梦境，找到有助于人类进步的一丝光亮。

此外，作家还应宣扬和赞颂人类心灵和精神已经证明的伟大能力，那就是面对失败的勇气、无所畏惧的精神、怜悯和爱。

在不断克服自身弱点和绝望的过程中，这些是希望和进步的光辉旗帜。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热忱地相信人类改善自我的能力，他就不配献身于文学，也不配在文学界立足。

目前普遍存在的恐惧，源于我们对自然界中某些危险因素的认识和控制的突飞猛进。

诚然，对其他层面的理解还没有跟上这一伟大的进步，但没有理由因此就认为它们不能或不愿迎头赶上。的确，这正是作家的责任之所在。

人类有着漫长而自豪的对抗天敌的历史传统，有时面对的是几乎必然的失败和灭绝。今天，我们即将取得最伟大的胜利，如果选择在此时逃离战场，实为懦弱之举，愚不可及。

我最近一直在读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传记，书中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深思的人。他完善了炸药的力量，这既是一种创造性的善，也是一种毁灭性的恶，可是这种力量本身不会做出选择，也不受良心和判断的支配。

诺贝尔目睹了对其发明残忍而血腥的滥用。他甚至可能已经预见到了他的发明所带来的最终结果，那就是人类滑向暴力，并最终走向毁灭。有人说他变得愤世嫉俗，但我不相信。我认为他要努力发明一种控制装置，一种安全阀。我觉得最终他找到了，这种安全阀只存在于人类的思想和精神之中。在我看来，他的想法已经在这些奖项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诺贝尔奖的颁发是为了积累和传递人类世界的知识，是为了增进理解和交流，而这正是文学的作用。诺贝尔奖的颁发也是为展示和平的能力，而这是奖项所有意义中最为崇高的。

在他死后不到五十年，自然之门被打开了，人类被赋予了沉重得可怕的选择。

我们篡夺了许多过去以为只有上帝才拥有的力量。

战战兢兢，措手不及，我们忽然成为掌控着整个世界与一切生灵之命运的主宰。

是危险，还是荣耀，最终的选择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人类是否可以到达完美的境界？考验就在眼前。

有了上帝般的力量，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寻找我们曾经祈求过的神灵所拥有的那种责任感和智慧。

人类自身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危险和唯一的希望。

所以今天，使徒圣约翰的话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

到末了，末世有道，道就是人，道与人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