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lea for Mercy

文/克莱伦斯·丹诺　译/周颖琪

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1857—1938)，美国辩护律师。在其四十余年的法庭生涯中，丹诺成功地代理了多起复杂的经典案件，为美国社会的穷苦大众、劳工领袖、有色人种、持不同政见者等刑事被告人做过无数次精彩的辩护。1924年9月24日，丹诺在美国芝加哥地方法庭为两个犯下绑票谋杀案的富家子弟辩护，运用娴熟的辩护技巧和富有哲理的思辨才华，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最终成功让两名被告免于极刑，并且首次使精神病学成为刑事案中量刑的主要依据。

法官大人，我刚才说到了战争。我曾经相信战争，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有时我觉得，我就是疯了。我支持过战争，那一片愤怒和绝望的呼喊中也有我一份。我曾劝人们奋起抗争，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因为我年纪大了，上不了战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又做了什么？战争是对是错，是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们今天不必讨论。但是，它确实改变了世界。整整四年来，我们的文明世界都在沉迷杀人。基督教徒杀基督教徒，野蛮人也和基督教徒一起杀基督教徒，见什么杀什么。每个学校都会教授战争，没错，就连主日学校也是。小孩子们会玩战争游戏，说的就是街上那些路都走不稳的孩子。战争过后，你觉得世界还会和以前一样吗？战争之前，这个世界好不容易才积累下来那么多仁慈的情感，这些，法官大人，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对于那些坚硬冰冷的心，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消除憎恨和残酷留下的伤痕？

每一天，我们都会读到死亡的讯息，哪怕有成百上千人被杀死，我们读完也会一笑了之——被杀的又不是我。我们吃人肉，喝人血。牙牙学语的孩童也是一样。有多少年轻男孩，正直又体面，却在这个法庭上被起诉谋杀，我不必再说。他们有的得救了，有的被处死了。他们参与这场战争，学会了给人的性命贴上一个廉价的标签。你懂的，我也懂。这些男孩在战争的环境里成长。无论是在家里、操场上还是在学校里，他们处处听得到死亡；在新闻里，处处看得到死亡；这是一场大型的发疯现场——生命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它是世界上最不神圣的东西。男孩们就在这样的熏陶下变得残忍起来。

要消除人们心中的伤痛，还要等上五十年，如果这些伤痛还能消除的话。据我所知，1865年的内战过后，类似的犯罪增长率惊人。不要跟我说犯罪是没有理由的，犯罪和疾病一样，一定存在某种缘由。据我所知，美国的犯罪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增长过，这是因为内战给人们带来了仇恨和痛苦。欧洲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困境，每次战争都会带来这样的后果。男孩们受到了影响——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被鲜血染红，他们的生活本来不该是这样。明明是社会犯下的罪恶和错误，却要他们来承担，我对此表示抗议。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有多少我说过的话，让一个本来充满爱、善意和宽容的地方出现了残忍的行为？我没法说，我也不知道。

法官大人，您知道，就在这个法庭里，战争导致的暴力犯罪也增加了。犯罪者不一定是那些真正打过仗的人，还有可能是其他人，他们发现流血没什么，人命很廉价。国家可以轻视生命，为什么孩子不能？这起可怕的犯罪是有原因的。我刚才也说了，世间万事皆有缘由。战争有责任；教育有责任；出身有责任；金钱也有责任——所有这些因素合起来，导致了今天这两个可怜的男孩走向毁灭。

除了这两个男孩，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别的方面？国家规定，法官大人有权为人民谋福祉，您也是那么做的。如果取走这两个男孩的性命算是为人民谋福祉，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只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法官大人有权考虑被告人的家庭吗？我感到很遗憾，我为弗兰克先生和弗兰克太太的丧亲之痛感到遗憾，他们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只能希望这件事情还能有一些好的方面。跟利奥波德和洛布的家庭比起来，弗兰克家才是令人羡慕的——至于原因，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救这两个男孩有多少价值。我真不想当着他们的面说，但我们还有什么盼头呢？法官大人，您如果对他们仁慈，就是对整个文明不仁慈吗？您拴根绳子把他们绞死，这就是仁慈吗？您如果对他们仁慈，就是对整个文明不仁慈，对那些留下来的人不仁慈吗？如果人生有盼头可言，在监狱度过余生根本就没有多少盼头。有吗？他们可能会抱有希望，再过个几年，他们可能会被放出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个法庭上，我从头到尾都是诚实的。我知道，让这两个男孩逍遥法外也不合适。除非他们已经度过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到了四十五岁或者五十岁的时候。到时候他们会不会被放出来，我也说不清。我敢肯定的是，到时候我肯定不会站在这里帮助他们。我的参与到此就结束了。

在这个法庭上，我不会说我没有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当生活和岁月让他们的身体发生了改变，让他们的情感也发生了改变——这是肯定的——他们也许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来说，至少对我的所有委托人来说，我永远不会剥夺任何人的希望。他们有什么希望呢？什么也没有。

我想到了豪斯曼的一段诗：

微弱的火就要烧尽，

光黯淡地闪烁：

挺起胸，背起行囊，

告别朋友，上路吧。

不要畏惧，少年们，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要左顾右盼：

你走过一条条无穷尽的路，

只有漫漫长夜与你做伴。

法官大人，我不在乎他们会不会被送上绞刑架，不在乎朱利叶市劳改中心什么时候会把他们拒之门外，因为路上只有漫漫长夜，每个人都没有多少希望。

但我们要考虑其他因素。看看这两个家庭，从前，他们老老实实地过日子；现在，该背负的骂名，他们会背着，并且祖祖辈辈这样背负下去。

看看利奥波德的父亲——他儿子是他一生的骄傲。他看他长大，关心他，为他工作；这个孩子很优秀，很有成就，他教育儿子，以为他早晚会有名誉和地位，他以为事情就该这样。他是一个父亲，他一生的希望都化为灰烬了，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他的父亲？考虑一下他的兄弟们？如果这个男孩——他们的这位亲人死在绞刑架上，如果这个悲剧要在他们家代代相传，社会能得到什么好处？还是说你或者其他任何人的生命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另一个男孩名叫洛布。他的好叔叔和哥哥在这里一天天地陪着他，因为他妈妈和迪奇的爸爸病得太厉害，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他们等待着宣判的消息，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比对你对我来说都更加重要。他们面临的不也是丧亲之痛吗？

他们有没有人权？他们原本引以为豪的名字，现在却被打上了一个恶人的标记，并且祖祖辈辈继承下去，法官大人，这样做是否有必要？有多少男孩和女孩，有多少还未出生的孩子要忍受这一切？天知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不管多糟，它已经够糟了。但是，好在还没人被送上绞刑架。还没到这一步。我向法官大人求情。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想要拯救两个体面的家庭。就算他们蒙受无止境的羞辱，对任何活着的人都没有好处。

我知道我早就该结束我的辩护，但法官大人判决之前，请再容我说几句。我们没有人不关心公众事务，法院没有，陪审团也没有。我们把命运托付给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庭，相信它能比陪审团更有心，考虑得更周全。我不知道人们是怎么想的。我在这个法庭上站了三个月，像一个站在海边试图赶走海浪的人。我希望海水能够退去，风可以平息，我相信这一切都在发生，但我希望我在这个法庭上说的一切不只是夸下海口。要绞死我的委托人，这件事很简单，而且大快人心，这我知道。不思考的男男女女会为此鼓掌，残忍的和轻率的人会表示赞成。现在做出这个决定很容易，但在整个芝加哥，在这片土地的任何一个角落，会有越来越多父亲和母亲，越来越多仁慈、善良和心怀希望的人，他们会理解，他们会发问，不仅仅是关于这两个可怜的男孩，也是关于他们自己——这些人不会为我的委托人的死亡而喝彩。

这些人会要求停止这种流血行为，要求正常人类情感的回归。随着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他们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但是，法官大人，他们的话可能不算数。我明白怎样做更简单。未来取决于我和我的主张；我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倒霉男孩的性命，还关心所有的男孩女孩，关心所有年轻人，也尽可能关心所有老人。我这是在为生命求情，为了理解、宽容、善良和那种包容一切的大慈大悲。我请求大家，让我们用善良战胜残忍，用爱化解恨。我知道，未来站在我这一边，而法官大人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您可以绞死这两个男孩；您可以绞住他们的脖颈，直到他们断了气。如果您这么做，您就是选择了过去。每一个男孩都会经历一段懵懂无知的童年，都要摸索着走出这个成长的迷宫。如果您这么做，就是让他们的成长更加艰难。如果您这么做，就是让每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成长得更艰难。您可以拯救这两个孩子，如果哪一天有其他孩子站在他们俩的立场上，您也可以让他们更好过。您可以让每个有抱负、有远见、有希望、有宿命的人更好过。我这是在为未来求情，希望将来操控人心的不再是憎恨和残忍，希望我们能用理智去判断、去理解、去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拯救的，而仁慈是人类最宝贵的特质。

占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应该表示抱歉。也许，这个案子不像我认为的那么重要。我也不必向这个法庭或是我的朋友们强调，我会平等地对待穷人和富人，为他们而战。一定还有数不清的不幸的人，像这两个可怜的男孩一样，在一段黑暗无光的童年里，摸索着走过同样的路。如果我成功了，我就做出了一份贡献，帮助大家理解这些人，用宽容调解法律，用爱化解恨。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奖赏，这就是最大的希望。

昨天晚上，我在读一位古代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在我看来，他描述的理想就是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我希望自己能够铭记，希望所有人能够铭记：

把我写进爱之书，

我不在乎天上那本书。

随你擦去还是写下我的名字，

只要把我写进爱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