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繁洲
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在深夜打开了家里的煤气，葬送了包括自己和六岁的弟弟在内的，一家四口的生命。
这个案子的真正凶手，和真正的受害者，是同一个人。
或者说，是吗？
1
被手机的消息提示音惊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四点二十八分。
我裹了一件穿了四五年的，洗得发白的棉衣出门，准备去小区后街的面馆把今天的饥饿感解决掉。
“姐。”进了面馆，我总习惯这么含含糊糊地叫她。
虽然我没问过，但看上去这位忙里忙外全靠一个人的老板娘应该是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叫姐总没错。
“来了！”她也总是那么爽爽脆脆地来迎我，带着身上总有的那股淡淡的丁香花味，笑起来，嘴角一个浅浅梨涡。
偶尔，我们也会在没有其他客人在的时候聊上几句，尤其在知道彼此是老乡之后，天然的缩短了些距离感。
她知道我是干编剧的，一开始还叫我田老师，在我强烈要求下，偶尔才会挺不好意思地叫我一句小田。
我说我朋友都叫我野子，她却坚决不肯这么叫。
其实，谁又知道，作为编剧，我已经将近五个月没写出过一个字了。
因为没有其他客人，我的面上得很快。
老板姐姐许是因为是老乡的这层关系在，平日总是想跟我开口聊些什么，又总是被我不善社交的脸色不得不三两句就结束话题。
她似乎对我的工作特别感兴趣，但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工作正处在七年之痒，十分不顺，随时都在要分手的边缘，我自然不愿多说。
但今天，我难得想要跟她聊两句。
面还冒着热气，我却不急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问道：“姐，你记得咱们平城，十六年前有一个一家四口全家自杀的案子吗？”
她正在干活的动作迟滞了半秒。
“知道啊，”背对着我，她说，“当年挺大一个事呢。”
十六年前，我刚上初中，记忆自然不会那么清晰。
我之所以突然提起这个事情，是因为前几天在整理从老家带来的书本杂志时，从里面掉出来一片报纸的残片，上面还有一大片油渍。
就在我思考为什么会把一片脏脏的旧报纸夹进书里的时候，我看到了那篇几乎要被晕染得透明的报道。
“一家四口开煤气自杀，花季少女成重男轻女观念牺牲品”。
报道大概占了整篇报纸篇幅三分之一的大小，具体的文章，很多字都已经模糊无法辨认，唯有那个加大字号的标题清晰可见。
这是当年《平城晚报》的法制新闻板块，我用同样的标题去网上搜索，并无任何结果。
也就是在这天报纸发行时间的前后，似乎是在晚饭的饭桌上，这件事曾被爸妈当作谈资随口聊起过，我脑子里便像快要没墨的打印机一样，被浅浅地印上了一层印象。
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在深夜打开了家里的煤气，葬送了包括自己和六岁的弟弟在内的，一家四口的生命。
报纸上的归因是说，女孩源自长久以来，家里重男轻女的心里不平衡，于是愤而和家人同归于尽。
听起来是有几分骇人听闻，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赶紧追问道：“那你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吗？”
“不清楚，”她低着头又开始整理筷子筒，“只是听说过，你问这干啥？”
我好不容易燃起的热情就这么被浇灭了。
我搅着快要坨掉的面，情绪有些低落：“没事，就是问问，想找个写作素材……”
“这有啥好写的？”她又问。
不知是我的错觉，还是我过于敏感以至多心，我总觉得她这句话说得有气无力的，让我分不清最后的音调，到底是感叹还是疑问。
为了不让话掉地上，我权当疑问处理了。
于是我答道：“现在我们这行流行找真实案例当素材写，好……”我犹豫了一下，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好打动观众。”
我本来是想说，好卖钱。
她抬起头看我，脸上的肌肉牵动起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笑脸：“那你写吧，我相信你能写好。你跟别人不一样。”
有客人陆续进来，小店逐渐开始上人，打断了我们这番尴尴尬尬的对话。
我食不知味地挑着面，有点后悔自己真是多余问她这没头没脑的事。
自从我有一回因为制止了店里一个猥琐大叔硬要跟一个小姑娘要微信，差点掀桌子砸碗之后，我就总觉得我在老板姐姐那的印象变得难以言喻起来。
其实我总想跟她解释，我并不是一个多么有正义感的人，我只是一个很容易愤怒的人。
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想着那个案子，那个发黄又脆弱的案子，它或许不该被一片脏脏的报纸掩埋。
我始终在想着“全家自杀”这四个字，那只是记者转移焦点的春秋笔法，它隐藏了这个案子的真正凶手，和真正的受害者，而这两者恰好又是同一个人。
或者说，是吗？
在我失眠到眼看着天色一点点由夜及明的时候，我展现出了我非凡的行动力。两个小时后，我拖着匆匆收拾的行李，坐上了开往平城的高铁。
或许灵感只是一个借口，一个抽象的难以表达的形容，而有些东西，却是已经发生的，真实的不会改变的。
好在，平城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城市，想把一些真相从故纸堆里挖出来，总能找到办法。
2
在我妈还沉浸在我突然回家的不知所措中时，我已经在市图书馆开始翻旧报纸了。
这事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我不仅很容易就找到了当年那份馆藏的《平城晚报》，甚至还有工作人员热情地询问我要不要影印一份，当然，明码标价，二十块钱。
这报纸当年也就五毛钱。
终于看清那篇报道全文后，我还是感到了一丝小小的年代震撼，那里面竟然详细写了那个女生的名字和学校，这在当年是可以写的吗？
虽然手机拍照已经足够清晰，但我还是甘愿当这个大冤种，在办公处花二十块钱影印了一份，只为了对整个二楼期刊室唯一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位看上去四十多的大叔套点话。
虽然我只是需要法制版的这一面，但大叔还是兢兢业业给我复印了一整套当天的报纸后，才明白我是为何而来。
“规定嘛，规定，”大叔指着付款的二维码让我扫掉二十，“我不给你复印全版是要罚我钱的。二十块钱就是这一套。”
“行，”我干脆付完钱，然后抽出我想要的版面来，“那您还记得当年这篇，全家自杀的稿子吗？”
这大叔一看就是在这干了一辈子的，这问题自然不难回答。
但我显然并不满足一个简单的肯定答复，“除了报纸上说的，您还知道些别的吗？”
“别的？”大叔愣住，“这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女儿因为父母重男轻女，报复全家，开煤气自杀，还要什么别的？”
“所以这案子当年也没引起什么轰动？”我还是不死心地问，“小道消息之类的？”
“那没听过。”大叔关掉打印机，一副准备要下班的样子，“我是不知道，再说，一家子都死了，你还问这干啥？”
“那他们家就没什么亲戚了吗？”
“亲戚不知道……”大叔拿着茶杯原地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邻居我倒是知道一个，之前在图书馆做门卫的一个老头，后来转去别的地方了。”
“谁的邻居？”
“就他们家的邻居，现在还在那住呢！”
平城四中，是全平城到现在为止都数一数二的中学。
多亏了小城市的福，通过同学的同学的同学找过去，很快就找到了当年和韩桐一届的学生。
韩桐，就是那个原名原姓被写在报道上的女孩。
平城是个极度安逸的小城市，我绝大部分同学，下到小学，上到高中，几乎没有几个像我这样在外漂泊的，大多做着一份无聊的工作，早早结婚生子，忙于琐碎日常。
我的突然回归，着实吓了我好几个同学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