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奕奕

我八岁那年，母亲被杀，凶手毫无线索，而我父亲在母亲被杀的同时下落不明。

十六年后，父亲突然出现，我终于可以问问他，母亲去世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此时的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失去了从前记忆。

就在我感到希望落空时，他却说：

“人，是我杀的……”

1

一收到地址，我就赶到了袁阿姨家。

我到的时候，她正在收拾要卖的废品。

可能是忙昏了头，当我出现在袁阿姨家门口时，她一脸茫然。

“袁阿姨，是我的导师让我联系你的。”我说。

袁阿姨拿着一个压扁的塑料瓶子顿在半空中，表情依旧诧异。

“论文，关于您丈夫的……”我小心提示，尽量不戳到病患家属的痛处。

我是临床医学研二的学生，毕业论文的方向是探讨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晚年生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

为此我向学校申请了论文补贴，用来有偿收集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卷调查。

但论文补贴实在太少，只有300元，平均到每份问卷就是几十元。

钱实在太少，因此没有家庭愿意把自己多年的痛苦当做冰冷的数据，赤裸裸地写进论文里。

可就算有家庭愿意，填写的内容也十分敷衍潦草。

我的论文进展可想而知，十分艰难。

好不容易形成观点，完成论文初稿，可导师看过后，说我论文内容过于浅显，根本没有触及病患家庭的深处。

不过导师也明白我写论文所涉及到的难处，主动帮我联系到了袁萍，袁阿姨。

袁阿姨的丈夫患有六年的阿尔茨海默症，而她自己在前年查出了乳腺癌，治疗一段时间后，癌细胞还是无法抑制地扩散，最后只得切去了一个乳房。

生活的双重打击让袁阿姨早就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她每天除了照顾丈夫，还要挪出四个小时外出打零工，如果还有剩余时间就去小区捡废品。

所以补贴虽然不多，但总比出去捡废品好，因此袁阿姨乐意被当作案例，让我到她家进行深度的跟踪记录。

不过袁阿姨有个条件，就是要我和她签订保密协议，不能透露她和丈夫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

这当然没问题，协议签完，我立马来到了袁阿姨家。

袁阿姨虽然刚开始有些疑惑，但当我提到她丈夫，论文等关键词时，她终于想起来了。

“小郑，是吧？”袁阿姨把我让进屋，挪走了沙发上的废品，腾出个位置让我坐，“不提到名字，你的论文怎么写呢？”

“到时我会用AB或者甲乙代替您和叔叔的名字。”

袁阿姨点点头又说：

“我不愿意透露信息，主要是因为当初家里人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和你叔叔算是私奔出来的，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惨，我也没脸让家里人知道。”

原来袁阿姨和丈夫背后还藏着这样一个故事。

“您放心，您和叔叔的信息我绝对会保密。”

“虽然家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但如果他们在天有灵，也会嘲笑我吧！”袁阿姨似是没有听见我说什么，仍继续说。

这句话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只好假装翻包找水，掩饰尴尬。

可水还没找到，卧室突然传来砸东西的声音，同时还伴有男性低沉且含糊不清的话语。

“这老头子，又犯病了……”

袁阿姨放下手里的活，抓紧往里屋走，“老头子，快闭嘴。”

我拿出录音笔快速记下患者的症状，“患者此时已经有语言障碍，行为和精神有明显的异常。”

记录完毕，我向卧室悄悄探头，观察患者的情况。

病人顶着一头花白的头发坐在轮椅上，袁阿姨轻抚着丈夫的后背，试图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大概一分钟，患者的状态果然有所缓解。

袁阿姨觉察到我站在门口，顺势将丈夫的轮椅调转过来，向老伴介绍：

“老伴，这是小郑，她在写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症的论文，她要把你当做案例，写进论文里呢！”

病人慢慢扬起头，痴痴地笑了几声，但他的目光却并未投向我，停在了自己的脚边。

轮椅调转过来，我本想有礼貌地说一声，叔叔好。

可看到病人脸的那一刻，我整个人仿佛凝固了一般，连呼吸都忘记了。

我使劲扶着门框，使自己的身子不至于瘫软下去。

我深吸了几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叔叔好”这三个字，好像被封闭在口腔中，怎么都说不出口。

因为眼前的病人，不是别人。

是我爸。

2

我的生活大概在8岁那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临近放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妈妈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出现在校门口。

我等到校门都快关了，都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按照平时和妈妈回家的路线，自己走回了家。

那天我家的单元楼无比热闹，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把我家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他们围着我家门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当大家看到我时却很奇怪地一起噤了声，并让出一个小通道，让我进去。

我疑惑地走过去，看见我家门口拉着一条黄色的警戒线，警戒线内几名穿着白大褂的警察对我家客厅拍个不停。

我在警察的腿部缝隙中，看见我妈赤裸着身体躺在客厅中央。

我妈的头部周围有一大摊已经凝固的深红色血迹，她的五官狰狞，扭曲变形，一对惨白的眼球仿佛要从眼眶中跳出，死死地瞪着天花板。

我忘记了哭泣，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愈发的嘈杂，围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他们说什么我却完全听不见。

我的身体仿佛溺水了一般，直到警察的一双大手遮住了我的眼睛，把我抱离了案发现场，我的感官系统才浮出了水面，身体机能恢复了正常，眼泪才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

接下来我的生活一片慌乱，每天都有警察找到我，拿着许多照片，问我照片里的人认不认识，或者问我某个名字听没听过。

同时还有亲属和老师来看我，哭着说我实在太可怜了，替我谋划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他们所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太过遥远，我只想知道，以后妈妈还会给我做饭，送我上下学吗？

直到我捧着母亲的遗像，我才清醒地意识到：

我没有妈妈了，永远都没有妈妈了。

“妈妈”这个词汇以后只能在电视里，或者书里看到了。我的生活里，不再有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