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那间窄得让人喘不上气的办公室，相视而坐。

赵教授坐在长桌的主位。他省去套话，开门见山，说，“为了提高效率，咱们开始投票吧，认为张文有罪的请举手。”

但他自己却没有率先举手。

几分钟后，刘师傅及布拉格都举起了手，两位师奶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也举起了双手。

许老板没有举手，他仿佛与自己无关般，专注地摆弄着手机。

我没有举手。

四比三。

刘师傅开始指桑骂槐，“这个教授，什么屌教授，人面兽心，斯文败类，杀了亲老母，你们几个为什么不投票杀了他？”

每次他说到教授两个字，都把眼睛瞟向赵教授。

“拜托，教授、老板还有靓妹仔，你们都是不返工也有粮出；我是的士佬，手停口停，我一天跑不到三千，就要蚀底的。”

赵教授瞥了他一眼，说，“你们不是在罢工吗？”

刘师傅更气不过了，说，“是呀，好端端发明什么无人驾驶，抢我们饭碗，就冲这个我也要这个科学怪胎去死！”

两位师奶也开始帮腔。

“是呀，天下哪有着做人的伃，却杀了老母的。抵死呀。”

布拉格倒是有几分工程师的严谨，他说，“既然投票，那就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过，我想听一下认为张文无罪的三位，说说你们的意见。”

赵教授像在给学生上课一样，语调平和地回答，

“我觉得如果张文真的是因为基因被人为干预，导致出现异常，那他不过是一个被基因控制的工具，真正的罪犯是基因。他不能为他不能控制的事而负责。”

布拉格反嘲，说，“但您听了几天也听清楚了，没有证据他真的患上了脘病毒，那只是一种可能性。仅仅因为一种可能，就错放一个凶手？”

赵教授依旧平静，

“好的法律，就应该宁可放过一百个坏人，也不能错杀一个无辜的人。”

布拉格无奈地耸耸肩，冲我和许老板说，

“好吧，那你们两位认为他无罪的理由呢？”

许老板憨憨地一笑，

“不瞒各位，我这几天在庭上要么打瞌睡要么想着外面的生意，什么基因变异，我也听不懂，先听听你们的意见，再投。”

刘师傅差点骂出一句脏话，

“亏你还是潮州自己人，做事这么婆妈。”

许老板倒也不恼，还是边赔笑，继续看自己的手机。

布拉格不依不饶，说，

“黄小姐，说说你的理由吧。”

10

我开口了。

“你们知道卡丽·巴克案？”

众人无人应声，只是茫然地看着我。

我开始讲述这个故事，仿佛回到当年，我刚迈入大学，在教室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案例。

卡丽.巴克是一个女孩的名字，一个自小长在孤儿院的女孩，长大后被人收养，却又被收养人家的男孩强奸了。

100多年前，当时美国弗吉尼亚州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家族三代都是“智能低下”，就应该做绝育手术。

美国官员认为，卡丽·巴克及其母亲都是“智能低下”，那么她被强奸后生下的7个月大的女儿也是“痴呆”，所以有必要对卡丽·巴克做绝育。

当然也有良心的人认为，这样粗率的原因，就要决定一个女孩的一生，太过残忍，因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是一个低能儿。

于是有律师为她请命，希望中止对她进行绝育的裁判。

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8票对1票，裁定对卡丽·巴克实施绝育，理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应当预防明显不合格者繁衍后代”。

1927年9月，卡丽·巴克和她的妹妹一同被强行做了绝育手术。

她的双侧输卵管被部分切除，结扎槰合后，切口用苯酚烧灼后用酒精消毒。

手术很成功。

有了这个案例后，美国的优生绝育大行其道，到1937年时竟有多达32个州通过绝育法。

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已有约3.5万美国人被迫接受绝育手术。

我的故事讲完了，我讲得很顺利，连里面的数字都没有错。

大家沉默，我甚至听到了有人擦眼泪，是那两位师奶之一。

赵教授问，“黄小姐，你想表达什么？”

“自以为是的理性，会草菅人命。人的良知，胜于貌似条条是道的法律。”

我自己都感觉到了自己声音的冷，出口成霜。

我说，“我认为张文和卡丽·巴克是一样的，一切皆由他人掌握，而他人明明不懂装懂，却自以为是有能力决定他们的命运。”

众人皆默。

11

第二轮投票开始了。

与上一轮相比，两位师奶中年龄较大的马太太没有举手。

本轮结束，四比三，认为张文无罪的阵营，又多了一票。

赵教授饶有兴趣地看了倒戈的马太太，问道，

“您能阐述一下您认为被告无罪的理由吗？”

马太先试图说普通话，但没蹦几个词，就放弃，仍讲起了粤语。

“我读书少，也不懂太多的道理，更别说科学了。但我知道，杀人偿命，所以，第一轮我投了这个犯人有罪。

“但后来听你们几位读过书的先生小姐的解释，倒也听出了另一番道理。

“不瞒你们说，我当初嫁给我老公，结婚十年，生了三个女儿，我婆婆天天看我不顺眼，你知道我们哪里的人，如果生不出儿子，以后祠堂里连我的名字都不会有。

“最后我去一家专治不孕不育的医院，求了一位医生，告诉了他，如果还不能生男孩，我的家就散了。

“我记得那个医生是个洋人，他用手机翻译了我的话，他当时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那个鬼佬看我的眼神，好可怜我的样子。

“他一开始一定以为我只是随便讲讲，但他看到我哭得那么伤心，还是摇了摇头，说只要我老公配合，他可以试着用试管婴儿的方法让我生儿子。

“最后，他真的让我生了儿子，我婆婆临死前把全家的存折都交给了我，说感谢我让他们家有了后。

“那个洋大夫当时对我和我老公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不要把这事说出来，一旦被人知道，他要被医院炒鱿鱼的，可能连医生也做不了，因为他们是不允许事先决定让人怀的是囝还是囡。

“我本来也不想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连累人家总归是不好的。但那个法院小伙子，就是那个助理，在我们第一天开会时说了，这里任何人的发言都不能流露出去，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我才敢把这事说出来。

“我想，如果那个洋医生在场，他会喜欢我投什么票？

“我记得他当时答应让我生男孩时说，他这么做有很大的风险，但他又说能救一人是一人，当医生的总不想让病人失望而归。

“这个杀人的教授，我这几天一直在看他，我没读过书，我只看人面相，他不像坏人，各位也说了，是什么基因在控制他。

“我总在想，是不是他和我的儿子一样，都是科学出来的结果，只是我好彩，儿子是正常的；如果不好彩，可能就是像他这样，成一个忤逆子了。

“因为试验不好彩失败了，就认为他有罪，是不是有点过分。毕竟这种风险，也不是一个孩子想冒的。

“我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众人无语，只有许老板还是不停地敲着手机，像是很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