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也牧

一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送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不知地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从后，上山割柴禾，可是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从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称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见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膝跪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地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攘攘，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作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得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跷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火，每天给每人发一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本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了：“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地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站在一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地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雨天，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哎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哎！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徒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捅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响当当’的好成分！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激凌……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芯里，不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于是我就很正经地说：“这钱不是我的！”“得了！你别糊弄我没文化了！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夺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间断做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传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比浪费强！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地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撩，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号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扛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三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檐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道：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地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莫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伶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一进门，指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地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蜇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她说着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得那“老妈子房”的掌柜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新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等等。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小娟这孩子，虽说是伶俐，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工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找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张……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本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娘嗳！娘嗳！”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瞬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的神气！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但同时，马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闲事！不知道怎么着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手，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走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的不对！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吗平白无故地扔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啪地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时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了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给！使劲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哪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券，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