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她穿着杏黄色的短呢外衣，直缝如注的灰色毛涤裤子和一双小巧的半高跟黑皮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纱巾，叫人想起燕子胸前的羽毛，衬托着比夜还黑的眼睛和头发。

“让我们到那一群暴发户那里会面吧！”电话里，她对佳原那么说。她总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作“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妒。“多看两眼就觉得自己也有钢琴了。”佳原这样说过。“当然，老是念‘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自己也会变成狼。”她说。

过了二十多分钟了，佳原还没有来。他总是迟到。傻子，该不是又让人讹上了吧？冬天清晨，他骑着车去图书馆，路过三王坟，看到一个被撞倒在路旁、哼哼唧唧的老太婆。撞人的人已经逃之夭夭。他便把秃顶的老太太扶起，问清住址，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路边锁上，搀着老太太回家。结果，老太太的家属和四邻把他包围了，把他当作肇事者。而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在周围人们的鼓励和追问下，竟然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撞的。是老年人的错乱吗？是一种视生人为仇的丑恶心理吗？当他说明这一切，说明自己只是一个助人的人的时候，有一位嗓音尖厉的妇人大喊：“这么说，你不成了雷锋了吗？”全场哄然，笑出了眼泪。那是一九七五年，全民已经学过一段荀子，大家信仰性恶论。他总是不按时赴约，总是那么忙。连眼镜框上的积垢和眼镜片上的灰尘都没有时间擦拭。在认识他以前，素素可从来不忙。她的外衣一枚扣子松了，滴拉滴拉，她不缝。主要是除了她的奶奶，这个城市对于她是冷淡的，不欢迎的。城市轰她走，她才十六岁。然而说轰是不公正的。礼炮在头顶上轰鸣，铜号在原野上召唤。还有红旗、红书、红袖标、红心、红海洋，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九亿人心齐得像一个人。从八十岁到八岁，大家围一个圈，一同背诵语录，一同“向左刺！”“向右刺！”“杀！杀！杀！”她渴望有这样一个世界胜过从前渴望有一个双铃大风筝。红彤彤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她没有看到，她倒是看到了一个绿的世界：牧草，庄稼。她欢呼这个绿的世界。然后是黄的世界：枯叶、泥土、光秃秃的冬季。她想家。还有黑的世界，那是在和她一道插队的知识青年，陆续通过“门子”走掉之后。她得了维生素A缺乏症，视力一度受损。

她把关于红彤彤的世界的梦丢在绿色的、黄色的和黑色的迭替里。从此她食欲不振，胃功能紊乱，面容消瘦。除了红的梦，她还丢失了、抛弃了、被大喊大叫地抢去了或者悄没声息地窃走了许多别的颜色的梦。白色的梦，是水兵服和浪花；是医学博士和装配工；是白雪公主。为什么每一颗雪花都是六角形而又变化无穷呢？大自然不也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吗？蓝色的梦，关于天空，关于海底，关于星光，关于钢，关于击剑冠军和定点跳伞，关于化学实验室、烧瓶和酒精灯。还有橙色的梦，对了，爱情。他在哪儿呢？高大，英俊，智慧，善良，他总是憨笑着……我在这儿呢！她向着天坛的回音壁呼喊。

爸爸和妈妈用尽了一切办法，使出了一切解数，调动了一切力量，她回到了这个曾经慷慨地赐予了她那么多梦的城市。终于，爸爸也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为了回城而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也是一个陌生的、荒唐的梦。她不留恋这些梦了，她也不再留恋牧马铁姑娘的称号和生活，她很少说起这种称号和生活的各个侧面的迥然不同的颜色。一个多面多棱旋转柱。

她回来了，失去了许多色彩，增加了一些力气，新添了许多气味。油烟、蒜泥、炸成金黄的葱花。酒、蒸气、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她去一个清真食堂做服务员，虽然她并非回民。所有这一切——献花、祝贺、一百分、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最高指示”倒背如流、特大喜讯、火车、汽车、雪青马和栗色马、队长的脸色……都是为了通向三两一盘的炒疙瘩吗？有一次她翻到一张她小学一年级的照片。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国庆节，她七岁，两个小辫，两只大蝴蝶带着她起飞。辅导员引着她，她飞上了天安门城楼，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和她握了手。她那么小，还没和任何人握过手呢。毛主席的手又大、又厚、又暖、又有劲。毛主席好像还对她说了一句话，她没听清。事后回想，好像有“娃娃”两个字。她怎么这么幸运呢？她是毛主席的“娃娃”，她永远是幸运的人。

但是后来，她认不出这张照片了。这是真的吗？她认不出自己，甚至一九七五年她回城的时候，她也认不出毛主席。从前，毛主席的腰板挺得多么直，动作多么有力量啊！可现在在新闻简报上，好像挪动一下双脚都很艰难。她真心酸，她真想去看看毛主席，给毛主席熬一碗山药汤。奶奶生病的时候，就是她给熬汤，白、滑、细的山药块，甜、麻、香的山药汤。补老年人的气虚。不，她不想把她的苦恼、她的委屈告诉毛主席，不应该打扰他老人家。如果她在毛主席跟前掉了泪，她一定转过脸去。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再是幸运的了吗？莫非她的运气七岁时候一下子就用完了？她回城干什么呢？为了妈妈？可笑。为了奶奶？也不行。报上说是一切为了毛主席，可我见不着他呀！于是素素再也不做梦了，不做梦，却又不停地说梦话、咬牙、翻身、长出气。“素素，醒一醒！”妈妈叫她。她醒了，茫然，不记得什么梦，只是一头冷汗，一身酸懒，好像刚从传染病房抬出来。

那天她正在路边，她瞧见了佳原这个傻子被他救护的老妇人反咬，瞧见了他被围攻的场面。佳原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脸上带着各种素素似乎早已熟悉了的憨笑。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派出所的人聪明得就像所罗门王。他说：“你找出两个证人来证明你没有撞倒这位老太太吧。否则，就是你撞的。”你能找出两个证人证明你不是克格勃的间谍吗？否则，就该把你枪决。素素心里说，实际上她一声没吭。她只是在上班前看看热闹罢了。看热闹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了，这种热闹免票，而且比舞台上和银幕上的表演更新鲜一些。舞台和银幕上除了“冲霄汉”就得“冲九天”，要不就得“能胜天”“冲云天”。除了和“天”过不去以外，写不出什么新词儿来了。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做好事反倒要受惩罚不成？”熟悉的憨笑变成睁大的、痛苦的眼睛。素素的心里扎进了一根刺，她想呕吐。她跌跌撞撞地离去，但愿所罗门王不要追上来。

真巧，晚上小傻子到她铺子吃炒疙瘩来了。又是笑容了。他只要二两。“二两您吃得饱吗？”素素不假思索地改变了从来不与顾客搭话的习惯。“噢，我就先吃二两吧。”小傻子抱歉地说。他把右手食指弯曲着，往上推推自己的眼镜，其实眼镜并没有出溜到鼻子尖下的意思。“如果您的钱或者粮票不够，”不知为什么，素素会这样想，而且会这样说，“那没关系。您先要上，明天再把欠缺的送来好了。”“那制度呢？”“我先垫上，这不碍制度的事。”“谢谢您。那我就得多吃了。因为中午没有吃饱。”“您吃一斤半吗？”“不，六两。”“行。”她又端来四两。厨师发现这位顾客是素素的相识，便在盛完以后又加了一勺羊肉丁。每一颗疙瘩都过过油，金光闪亮，像一盘金豆子。金豆子的光辉传播到脸上来了，小伙子的笑容也更加好看。素素第一次明白炒疙瘩是个绝妙的、威力无比的宝贝。“说我骑车撞了人，把我的钱和粮票全要了去了。”“可是您没撞？是吗？”“当然。”“那您为什么给他们钱？一分也不该给，气死人！”“可那老太太需要粮票和钱。再说，我没有时间生气。”那边的顾客在叫。“来了！”素素高声回答，拿起抹布走过去。

晚上回家以后，她想给奶奶讲一讲这个傻子。奶奶犯了心绞痛。爸爸、妈妈拿不定主意是否立即送医院。“那个医院的急诊室臭气熏天，谁能在那个过道里躺五小时而不断气，就说明他的内脏器官是铁打的。”素素说。爸爸瞪了她一眼，那目光责备她这样说是对奶奶全无心肝。她一扭身，走了，回到她住的临时搭就的一个小棚子里。

这天夜里，素素做了梦。这是她许多年前最常做的梦之一——放风筝。但是每次放的情景不同。从一九六六年，她已经有十年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而从一九七○年，她已经有六年没有做过任何的梦了。长久干涸的河床里又流水了，长久阻隔的公路又通车了，长久不做的梦又出现了。不是在绿草地上，不是在操场上，而是在马背上放风筝。天和地非常之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孩子们齐声朗诵。原来放风筝的并不是她，而是一位一顿吃了六两炒疙瘩的小伙子。风筝很简陋，寒碜得叫人掉泪！长方形的一片，俗名叫作“屁股帘儿”。但是风筝毕竟飞起来了，比东风饭店的新楼还高，比大青山上的松树还高，比草原上空的苍鹰还高，比吊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气球还高。飞呀，飞呀，一道道的山，一道道的河，一行行的青松，一队队的红卫兵，一群群的马，一盘盘的炒疙瘩。这真有趣！她也跟着“屁股帘儿”飞起来了，原来她变成了风筝上面的一根长长的飘带儿。

梦醒了，天还没亮。她打开手电，找寻自己那张最幸福的照片。建国十周年，她给毛主席献过花。她确信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她哼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缝紧了外衣上的那枚已经松脱了好久的滴拉滴拉的扣子。她自动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她给奶奶熬了山药汤。这种汤真是效验如神，奶奶喝过就好多了。这时天已大亮，家人和街坊都已起床。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非常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了她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她吃了剩馒头和一片榨菜，喝了一碗白开水。只是在她怀疑《白开水最好喝》这篇文章是否攻击“三面红旗”的时候，她才从“屁股帘儿”上略略回到了现世界，但她仍然系紧了鞋带，走起路来咯咯咯地响，好像后跟上缀着一块铁掌，好像正在用小锤锤打楔子，目的是打一个捷克式五斗柜。

“素素，你为什么这样高兴？”爸爸问。

“我要——当科长了。”素素答。爸爸高兴坏了。六岁的时候，素素在幼儿园当小组长，爸爸高兴得见人就说。九岁的时候，素素当少先队的中队长，爸爸也美得一颠一颠的。……在那个汽笛长鸣的时候，爸爸忽然哭了，他的脸孔扭曲得那么难看。火车上的孩子们也哭成一团。但是素素一滴眼泪也没有掉，看来她一心大有作为，比她爸爸坚决得多。

“您来了？”

“您好！”

“今天用点什么？”

“我先跟您清账。这是四两粮票，两毛八分钱。”

“您真是小葱拌豆腐。”

“不，我不吃拌豆腐。还是来四两炒疙瘩吧。”

“您不换个样儿吗？有水饺，每两七个，一毛五分钱。包子，每两二个，一毛八分。芝麻酱烧饼就老豆腐，吃四两只要三毛。”

“什么快就吃什么。”

“您等等，那边又来人了。……那我去给您端包子，今天还要六两吗？……包子来了，您怎么这么忙？您是大学生吗？”

“我配吗？”

“您是技术员、拉手风琴的，还是新结合到班子里的头头？”

“我像吗？”

“那……”

“我还没有工作。”

“您等一等，那边又来了一位顾客。……没有工作您怎么这么忙？”

“没有工作的人也是人，有生活，有青春，有多得完不了的事。”

“您忙什么呢？”

“看书。”

“书？什么书？”

“优选法、古生物学、外语。”

“您考大学？”

“现在的大学是考的吗？我又不会交白卷。”

“可惜，张铁生的经验不好推广。”

“总要学点什么，总要学点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还年轻。是吗？”他吃完包子，匆匆走了，留下了一个谜。

他准时，又在同一个时间来了，这次是老豆腐。灰白色的老豆腐上撒满了绿色的韭菜花、土黄色的麻酱和鲜红的辣椒。

“为什么中外人士都知道秦始皇，却不知道发明老豆腐的天才科学家的名字呢？”

“您骗我。”

“没有啊！”

“您说您没有工作。”

“是的。三个月以前，我才从北大荒‘困退’回来。但是，下个月我就上班了。”

“在哪个科研机关？”

“街道服务站。我的任务是学徒，学修理雨伞。”

“这回您可惨了。”

“不。您有坏了的雨伞吗？赶明儿拿给我。”

“可您的优选法，还有古生物学、外语什么的……”

“继续学。”

“用优选法修伞吗？还是用恐龙的骨架做一把伞？”

“哦，优选法对于伞也是有用处的。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您听我说……再来一碗老豆腐吧，辣椒不要那么多了，你瞧，我已经是一脑门子汗。谢谢……是这样，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最起码的义务。但是人应该比职业强。职业不是一切也不是永久。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您修伞我也修伞，您挣十八块我也挣十八块；但是您懂得恐龙，我不懂，您就比我更强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吗？”

“我不懂。”

“不，您懂，您已经懂了。要不，您干吗和我说话？那位山东顾客正在发脾气，他的煮花生米里有一块小石头，把他的牙床硌疼了。再见。”

“再见。明天见。”

“明天”两个字使素素的脸发烧。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质朴，然而自由而且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像G弦上的泛音，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然而它只是一个光屁股的赤贫的娃娃也能够玩得起的“屁股帘儿”。

明天他没有来。明天的明天他也没有来。为了寻找一匹马驹，素素迷了路，在山林里，她咴儿咴儿地叫着，她像一匹悲伤的牝马。她像被一下子吊销了户口、粮证和购货本子。

“是您！您……还来！”

“我奶奶死了！”

素素像掉到冰窟窿里，她靠到墙上，半天，她才想明白，这个戴眼镜的小傻子的奶奶并不是自己的奶奶。然而她仍然十分悲伤，身上发冷。

“生命是短促的。所以，最宝贵的是时间。”

“而我的最宝贵的时间是用来端盘子的。”她忧郁地一笑，好像听到了遥远的小马驹的蹄声。

“谢谢您给那么多人端过盘子。但不只是端盘子。”

“还有什么呢？就是端盘子也不见得那么需要我。为了在这里端盘子，我爸爸、妈妈没少费劲。”

“一样的，”一个会心的笑，“我建议您学点阿拉伯语，你们是清真馆。”

“清真馆又怎么的？反正埃及大使不会到这里来吃炒疙瘩。”

“但是您可能担任驻埃及大使，您想过吗？”

“您可真会开心，”小马驹跑进了清真馆，踏痛了她的脚，“简直是在做梦！”

“做做梦，开开心，又有什么不好？否则，生活不是太沉闷了吗？而且您应该坚信，您完全可以做到和驻埃及大使具有同样的智慧、品格、能力，甚至远远地把他甩在后面。您可以做不成大使，但是您应该比大使还强。关键在于学习。”

“这话有点野心家的味儿。”

“不，这只是起码的阿达姆的味儿。”

“什么？”

“阿达姆。”

“什么阿达姆？”

“这是我要教给您的第一个阿拉伯语词：阿达姆——人！这是一个最美的词。伊甸园里的亚当，就是阿达姆的另一种音译。而夏娃呢，发音是哈娃，就是天空。人需要天空，天空也需要人。”

“所以我们从小就放风筝。”

“瞧，您是高才生。”

“第一课：人。亚当需要夏娃，夏娃需要亚当。人需要天空，天空需要人。我们需要风筝、气球、飞机、火箭和宇航船。阿拉伯语就这样学起来了，这引起了周围许多人的不安。你应该安心端盘子。你应该注意影响。你有没有海外关系。如果再搞清队、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就要为你设立专案。我没有砸一个盘子。我不想当科长。我知道穆罕默德、萨达特和阿拉法特。我一定欢迎你担任我的专案组长。”

同时，她和佳原“好了”。情报立即传到爸爸耳朵里。对于少女，到处都有摄像和监听的自动化装置。“他的姓名、原名、曾用名？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土改前后的经济状况？出生三个月至今的简历？政历？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有无“杀、关、管”和“地、富、反、坏、右”？戴帽和摘帽时间？本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本人和家庭主要成员的经济收入和支出，账目和储蓄……”所有这些问题，素素都答不上来。妈妈吓得直掉泪。“你才二十四岁零七个月，再过五个月才好搞对象。有坏人，到处都有坏人。”爸爸决心去找该人所属街道、单位、派出所、人事科、档案处。为此，他准备请一桌涮羊肉，把他熟悉的有关人员发动起来。砰——噗，爸爸最心爱的宜兴陶壶被掼到了地上，粉碎了。“您用这种办法也许能找到反革命，但永远不能找到朋友！”素素大喊，完全是一个铁姑娘，然后她哭了。

饭馆的主任、委员、干事、组长、指导员也都向她提出了爸爸式的问题和妈妈式的忠告。无产阶级的爱情产生于共同的信仰、观点、政治思想上的一致。长期地、细致地互相了解。要严肃，慎重，认真。要绷紧弦，带着敌情观念。选择爱人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饭馆的茶壶不能摔。在少先队里，素素从小受到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

毛主席去世了。素素战栗着，哭得闭过气去。她早就想哭了，哭毛主席，也哭自己和别人。“中国完了！”爸爸说，但完了的是“四人帮”。只是在瞻仰遗容的时候，素素才第二次走近了毛主席：“我给您献花来了。”她轻轻地、平静地说。

她知道一切都在变。她可以大胆地学阿拉伯语了，虽然打一夜扑克的人仍然比学一夜外语的人更容易入党和提干。她可以大胆地与佳原拉着手走路了，虽然有人一见到青年男女在一起就气得要发癫痫病。但是，他们仍然找不到谈话的地方。公园的椅子早就坐满了。好容易发现一个，原来脚底下一大摊呕吐物。换另一个开阔散漫的公园吧，那里每个长椅旁的电线杆上都挂着一个广播喇叭。“现在播送游客须知”。须知里面净是些“罚款五角至十五元”“送交专政机关处理”“自觉遵守，服从管理”之类的词儿。须知挺复杂，看来不经过一周学习班的培训，是无法学会逛公园的。能在这里坐下来谈情说爱吗？走。

到哪里去？护城河边倒是没有须知的喇叭，但是那里偏僻。听说有一次，一对情侣在那里喁喁地谈着情话，“不许动！”一个蒙面人出现在面前，手里拿着攮子，旁边还站着一个帮手。结果，手表抹下来了，现金也被搜了腰包。爱情在暴力面前总是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公安部门破了案，抓到了坏人。有人为什么不喜欢公安局呢？没有公安局不行。

去饭馆。你先得站在别人的椅子后面，看着他如何一筷子一勺，一口汤一口饭地吃完，点上烟，伸懒腰。然后，你好不容易坐下了。你刚动筷子，新来的接班人为了不致被人抢班，早把一只脚踩到你坐的椅子衬儿上。他的腿一颤一颤，肉丁和肚片在你的喉咙里跳舞。去咖啡馆或者酒吧间，那是腐蚀人的地方，所以没有。遛大街或者串胡同，美国也正在提倡散步，免得发胖。冬天太冷。当然，他们也曾经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穿着棉大衣和棉猴，戴着皮帽子和毛线围巾，戴着口罩谈恋爱。倒是卫生，不传染。再有，胡同里还有一些顽童，他们见到一对情侣就要哄、骂、扔石头。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