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煌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是一部现代题材的反腐剧，该剧自2017年3月播出以来大获成功，成为一部现象级的影视剧，至今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艺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它是否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成功也在于此，剧中不仅塑造了以侯亮平、沙瑞金、李达康、易学习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形象，也有以高育良、祁同伟、赵德汉、高小琴、赵瑞龙为代表的反面人物形象。然而，与正面人物相比，该剧中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出众，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剧中的大反派赵立春为代表的“赵家人”、祁同伟“胜天半子”的梗至今仍被网民使用，再如剧中反面人物高育良、刘新建、陈清泉等人的表情包至今仍不时在网络上可见。该剧的反面人物塑造，摆脱了以往对反面人物塑造的“脸谱化”“符号化”方式，着力刻画故事人物在物欲与情欲，以及命运与情欲下摇摆艰难抉择的复杂状态，将反面人物塑造成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的鲜活个体。本文将从该剧的反面人物塑造入手进行分析，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人民的名义》剧中反面人物的类型、意义以及塑造方式，为今后反腐类型题材的创作提供些许启示和借鉴。

一、反腐剧《人民的名义》概况

由“政治小说第一人”周梅森编剧、李路执导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当代反腐大剧。该剧突破了以往文艺作品“写到副省级为止”的红线，首次在这类题材中涉及高级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其尺度之大令不少观众都拍手称快。因此，该剧一经推出，就受到观众热捧，引发了全民的讨论。该剧的收视率自开播以来也从1.52%节节攀升，一路飙升到单集最高7.3%，单日最高6.7%，最终以平均收视率3.66%收官，屡次刷新收视榜纪录，也刷新了21世纪省级卫视最高纪录，成为一部令人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并被业界誉为“中国顶级政治剧标杆”。同时，该剧在PPTV 聚力、芒果 TV、腾讯、爱奇艺等多个视频网站，也收获了超百亿的播放量，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与热议。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电视剧选集”中现实题材现象级《人民的名义》赫然在列。

在某种程度上，《人民的名义》的大获成功意味着反腐剧的强势回归。反腐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属于当代涉案题材范畴，因其能对社会发展变革中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无情的揭示和抨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启迪观众进入对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思，从而受人欢迎。但这类题材的创作因立项、拍摄、制作、审核等多个环节都有不同程度的制约，因此作品数量并不太多，且其中大多借古讽今，以古装历史剧的形式呈现，如《大明王朝1566》《包青天》《李卫当官》《神探狄仁杰》《一代廉吏于成龙》，等等。当然，当代题材的反腐影视剧也存在市场，曾活跃于荧幕。最早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腐电视剧是1955年拍摄的《苍天在上》。而后在新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和问题的加重，反腐题材的作品踊跃出现并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一时期推出了《绝对权力》《大雪无痕》《至高利益》《国家公诉》《忠诚卫士》《省委书记》《红色康乃馨》《黑洞》等一系列优秀的反腐影视艺术作品，风靡一时。然而，自200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涉案剧作出规定后，反腐剧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其间，该题材的作品也鲜有佳作问世。因此，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一经问世就受热捧，体现了反腐剧市场的潜力，体现了现代观众对优质反腐剧作的强烈需求。

在反腐剧中，反面人物一般是指与腐败现象相关的人员，主要是腐败了的官员干部。鲁迅曾说，中国有两种人：一是腐败的人，二是想腐败而不得的人。①可见，腐败问题与人性的扭曲和阴暗有关，是古往今来都存在的现象，是严重且不容忽视的。现代社会中，腐败分子一般都是手握权力的政府官员，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运用手中拥有的权力时需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且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他们的责任和理念。然而，他们却在实际行动中，为了自己的私欲，罔顾身上的责任，肆意践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拥有“社会实践中假、恶等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否定性内在品格”②，因而他们是丑陋的、矛盾的，也是复杂的。反腐剧中塑造腐败分子的复杂性，不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而且随着对他们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越能展现腐败分子作为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制度以及历史背景下所做出的选择，展现人性在面对权力和欲望诱惑时异变和撕裂的过程，形成真实而又独特的艺术审美。

二、《人民的名义》中反面人物的类型分析

有人将《人民的名义》称为“一幅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其原因在于它再现当下社会生态的同时，还描绘了“一幅人物众生相，塑造了包括官员、知识分子、商人、工人和普通市民等众多人物，更呈现了这些人物在面对物质欲望、情感需要时做出的背离本性的不同选择。”③观照剧中的反面人物，也可以说《人民的名义》塑造了反腐剧中反面人物的众生相，我们不妨将其中典型的反面人物的类型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进一步理解该剧对于当下社会的剖析，对于人性的反思和探讨。

（一）于连式人物——祁同伟

在《人民的名义》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是祁同伟，这于连式的人物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也是整部剧中最丰满的形象之一。如同名小说中作者周梅森所述：“祁同伟是于连式的人物，为了出人头地不顾一切，为了保住得之不易的名誉、地位、权力、财富，同样也会不顾一切。”④于连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代表作《红与黑》中的人物，出身贫苦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孤身一人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辛苦地奋斗，为达目的他甚至不惜用种种不光彩的手段。然而，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于连是时代中产生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展现了贫寒的出身与高贵的灵魂之间的矛盾，在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等级固化的背景之下，底层青年澎湃的上进欲望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些是时代发展中一直潜藏的问题，与我国古代文艺作品中文人墨客感慨的“怀才不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这类人物一直作为一个典型，而屡屡被文艺工作者所关注。

祁同伟出身赤贫，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汉东大学政法系时，需要全村人卖东西凑钱才能上学。然而祁同伟却如于连一样，为了野心而不懈努力，加入学生社团活动，成为学生会主席，成为高育良的得意门生，与侯亮平、陈海并称为“政法系三杰”。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毕业工作分配时，祁同伟没有背景、没有资源，被分配到了岩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在那个能一眼望到头的岗位上，祁同伟心有不甘，他必须逃亡与挣扎。于是，想要同命运与现实搏斗的祁同伟逐渐黑化，违心地追求比自己年长十岁的辅导员老师梁璐，企图依靠梁璐的父亲——时任汉东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的梁群峰，来改变当下的困境，实现自己的野心。剧中反复提及的“惊天一跪”，就是祁同伟追求梁璐时的场景，这一场景是祁同伟选择丢弃灵魂、放弃尊严和爱情的起点，如小说中写的，祁同伟“心就变硬了，以后就啥都不在乎了”⑤，这也是祁同伟人物形象塑造的最佳悬念。当然了，这一跪也确实改变了祁同伟的命运，而且是大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调离了司法所，在老丈人梁群峰和老师高育良的提携下，开始了平步青云的十年。凭着自己出色的能力和拼命工作的精神，祁同伟从缉毒一线的英雄缉毒队长，到政保科科长，再到后来的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副厅长，一步步地当上了汉东省公安厅厅长，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在剧中，祁同伟不时地将自己同小说《天局》中“胜天半子”的浑沌相比，浑沌以自己的生命为棋子，与天下棋，最终胜天半个棋子。祁同伟心仪浑沌，不惜生命和尊严，企图同宿命搏斗。在他看来，自己于连式的奋斗无异于同宿命下棋，若要获胜，他并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在宿命中挣扎的祁同伟，有着于连式的疯狂，可以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抱负而不择手段。当陈海掌握了罪证时，他选择不念大学期间给他饭票用、给他秋衣穿的旧恩，安排一次谋杀；当侯亮平将要调查到真相时，他选择不念旧情，两次暗杀侯亮平。

弗洛姆说：“人并非一定是邪恶的，只有当适合他成长与发展的条件缺乏时，他才会变得邪恶。邪恶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缺乏善良，未能实现生命的结果。”⑥在《人民的名义》中，真实地还原了祁同伟变化的过程：如何从好学生、好干部、中弹不退的缉毒队长、刚正不阿的检察长转变成了贪污杀人的祁厅长。这是一个于连式的人物，有血有肉的丰满又复杂的形象。他不同于传统的荧幕上的反面人物大奸大恶、无所事事，相反他身上有许多闪光点：他勤奋努力，渴望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祖辈沿袭的“打牛屁股”的生活；他有自己的感情追求，和陈海的姐姐陈阳的爱情是校园瞩目的一对，后面与高小琴的相爱中也显得柔情有责任感；他也有自己的骄傲和倔强，最后选择孤鹰岭这个给他带来无限荣光的地方作为结束，面对侯亮平的质问，他咬牙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审判我，老天爷也不行”，最后选择吞枪自杀。

祁同伟如于连、高加林一样，是社会不公正产生的个体悲剧。在高速运转的社会，总是要有一部分人去承受其代价，去承担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正如赫勒所言，对于社会中的弱者来说，也许“历史是一个可怕的屠场，在其中目的与目的的交错，罪行与邪恶居于统治地位。它不是快乐的领地。个体与特殊不断在普遍性的祭坛上被牺牲。”⑦尽管抱着同情的态度，但创作者对于祁同伟这类人物的态度是反对的、不支持的，于是才有了孤鹰岭的吞枪自杀。观众也通过对祁同伟悲剧式的概览，进一步思考现实与理想、人性与欲望以及个人奋斗与社会公平之间存在的反差，从而在现实的人生道路上作出正确的抉择。

（二）老谋深算型人物——高育良

影视剧中经常有这样一类反面人物，他们老谋深算，擅长玩弄权术，遇事处变不惊，是反面人物的“领导者”，而且往往是披着一副仁慈的外表，骨子里却堕落腐败，甚至阴险狡诈，如电视剧《暗算》中的代主任，《潜伏》中的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等。在《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委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大致也属于这一类人物。

在《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是高级知识分子，曾经是汉东大学政法系受人欢迎的教授，是“腔调手势满是家国情怀”的高老师，桃李满汉东政坛。而后，高育良转战政坛，成为一名学者型的高级干部，因受到梁璐的父亲梁群峰的提携，他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一位懂政治、会诡辩、有谋略又擅长“打太极功夫”的政治老江湖。剧中，高育良在前半部几乎是以“正面形象”出现，而随着案情的逐步进展，他真正的面目才逐渐显露出来。高育良也可以说是一位十分矛盾的角色，他不贪图钱财，却十分迷恋官场权力；他是法律的培养和维护者，却又因私心和情欲不惜违法犯法；他原本拒腐蚀永不沾，明白在改革的浪潮中“风光无限，诱惑无限，但也风险无限”，但他自己却抵挡不住美色的诱惑，没能把握住自己的欲望。他身上仍旧残留着知识分子的骄傲与风雅，连出轨年轻貌美的高小凤都要美其名曰是遇见爱情，还要披着一层《万历十五年》以及关于明史的遮羞布。然而可笑和讽刺的是，高育良的原配妻子却恰巧是一位明史研究专家。

高育良式的人物存在的作用，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说“我们将能量注入故事的负面一方，不仅是为了主人公和其他人物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发展——这些角色足以挑战并吸引全世界优秀的演员，而且还为了将故事本身带到主线的终点，带入一个辉煌而且令人满足的高潮。”⑧剧中以侯亮平为代表的正面人物，正是因为有了高育良这样潜藏较深的对手，他们之间的博弈才显得更加精彩。同时，高育良这类老谋深算的反面人物，无疑是对现实中高高在上的腐败分子虚伪又丑恶嘴脸的无情刻画，极具讽刺的效果和意味。回顾高育良的堕落过程，可以看到一名学者型官员的知识分子风骨与价值观被金钱、美色与权力生生撕裂的过程。

（三）胡作非为型人物——刘新建、赵瑞龙

在反腐类型的电视剧中，胡作非为型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往往是以网上经常被批评的“官二代”形象而出现。在《人民的名义》中，刘新建、赵瑞龙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仔细对比，两人又有不同，赵瑞龙作为汉东省前省委书记的公子，是玩世不恭、不受任何约束的官二代，任意妄为、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从影视史的维度来看，这样纯粹的反面人物是较为常见的人物典型，也更为类型化和程式化。与赵瑞龙相比，刘新建这红色革命后代的形象却是旧式家臣式的人物类型，其人物心路历程无疑更加丰富和饱满，也更有启示和教育意义。

刘新建是省油气集团董事长，是老革命的后代，家族里有着革命传统。刘新建本人是部队出身，当过侦察兵，从大火中救过驻地百姓的孩子。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能将《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也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因此成为赵立春的秘书，一干就是八年，刘新建与赵立春两人情同父子。可以说，刘新建的腐化是受赵立春的直接影响，剧中说赵立春声称自己此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赵瑞龙，一个便是他刘新建。刘新建是赵立春的“干儿子”，也成了赵家的“家臣”，而他所任总裁的油气集团也成了赵家的提款机，通过权力与商业的勾结，不断地将权力转化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最终实现权力的资本化。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刘新建这类人是非常典型的，是封建传统的“家臣制”在现代政坛上的异化，在现实中也能找到原型。家臣制起源于西周，家臣的权力来源于家主，因此家臣对于家主有巨大的依附性，对家主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在《人民的名义》中，对于刘新建而言，省委前书记便是家主。作为家臣，刘新建是合格的，但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当代的社会制度和伦理。

这类胡作非为型的反面人物，如赵立春、赵德汉、刘新建，因自己对物质欲望的过度贪婪，对私利的看重，总以改革作为旗号，大呼促进经济发展和为了人民的口号，做着利己的勾当，将国有资产掏进了自己的腰包。他们将社会赋予的权力和责任，用于牟取私利，将人民赋予的权力滥用和异化，从而走向腐败，成为影视中“审丑”的对象。这类人物是反腐剧中较为传统而典型的，他们在推动戏剧情节发展同时，也作为正面人物的对手，与正面人物高大光辉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从而产生独特的艺术审美。

（四）反面人物中的女性形象——以吴慧芬、魏彩霞为例

有评论者指出，剧中的女性形象“刻画片面而单薄”，甚至有“贬低女性形象”的倾向⑨。然而，当我们除去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目光，重新审视剧中的女性，我们可以发现剧中的女性形象还是较为丰富多彩的，虽大都是配角，但基本做到了罗伯特麦基提出的“尽管小配角的分量必须小于主人公，但是他们也可以是复杂的”⑩的要求，而且每个女性都有其突出的鲜明特点和人格。如离婚不离家的精致主义者吴慧芬、出身贫寒却颇有蛇蝎美女蛇味道的民营企业家高小琴、渴望纯真爱情因不得而苦闷的欧阳菁以及活得没心没肺的魏彩霞。编剧周梅森采用漫画式的手法将剧中反面人物中的女性进行刻画，通过夸张和强化该人物的某一方面的特质，使得其形象更加尖锐鲜明，从而收到“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试着以吴慧芬和魏彩霞为例简要论述。

吴慧芬是剧中出场较多的女性角色之一，是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的前妻，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外人看来，吴慧芬有着幸福的人生，自己是汉东大学的一位美女教授，丈夫是身居高位的省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秀秀也非常优秀，靠自己的努力一路读到博士，没让家里拿过一分钱学费，还通过兼职打工，挣回了十万美金。就连好友梁璐也为吴慧芬的家庭和婚姻艳羡，“我以您为坐标，以为只要像您一样嫁个大自己几岁的男人，有个优秀的孩子，就会幸福。以为只要像您那样宽容、温柔，婚姻就不会失败。”现实却是，吴慧芬的生活却一地鸡毛，丈夫高育良出轨了高小凤，两人还有个孩子，逼着吴慧芬离婚。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吴慧芬，却为了捍卫自己“书记夫人”的特权和虚荣心，不得不一忍再忍，选择与高育良“做戏”表演和睦恩爱的婚姻典范，直到高育良被立案审查时，这场不堪的婚姻才被戳破。正如吴慧芬向侯亮平解释的那样，“老高需要我做幌子，我也需要老高的权力给我带来的荣耀和便利，而且我也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我的人笑话我，现在的人心很可怕，有些人就怕你不倒霉！亮平，你……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11吴慧芬这样的女性形象，正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婚姻和爱情中的投射，其中彰显的是人性中自私与懦弱的阴暗面。

再如被网友们调侃为“《人民的名义》最大赢家”、不如跳舞的魏彩霞，她是山水集团会计的老婆，一个处处算计的奇葩的人物典型。剧中，她与丈夫毫无感情，虽明知丈夫已经出轨、离家，却为了不让对方好过而硬生生地耗着不愿意离婚。当得知丈夫死了时，魏彩霞表现的不是难过，反而是冷漠和高兴，因为高小琴给了她200万的安置费。当侯亮平等人找她了解线索时，她唯一关心的是跳舞，想着马上回到广场舞的队伍中，网友们甚至调侃她“谈恋爱不如跳舞，结婚不如跳舞，抓贪官不如跳舞”，这种自私又真实、冷漠的性格，使得魏彩霞在剧中圈粉无数。然而严肃地看，魏彩霞这类戒备森严、彼此算计的婚姻在“蓄房时代”的今天并不少见，这是经济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人性异化的体现，其呈现的人性深处的无情和冷漠也是社会学、文艺创作所应关心重视的问题之一。

如前所述，剧中的女性角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有些批评者批评的那般不堪，都有其各自的心理特色和人物性格，也代表着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类不同的女性形象。但客观而言，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确实是一部男人之间博弈的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相对男性而言略显得苍白，而且剧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配角式的存在。这与编剧的创作风格虽不无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女性在我国官场上的“缺席”和“失声”的社会现实，同样值得反思。

三、《人民的名义》中反面人物塑造的艺术

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人民的名义》的大获成功，与其反面人物塑造的成功和出彩是不无关系的。我们不妨从《人民的名义》这一部现象级的大作中反思和总结其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和规律。

（一）现实主义的态度

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反面人物形象的真实同样来源于生活。好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要选取具有现实意义的态度和视角。《人民的名义》中反面人物之所以塑造得如此成功，与主创团队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分不开的。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编剧非常自觉地关注现实社会和认识，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中贫困、失业、下岗等社会现象，结合国家反腐的精神，关注政治权力中贪腐的现状以及各级反腐工作开展的情况，从而塑造了一些符合现实和现代观众审美的典型形象。《人民的名义》的剧本创作用时八年，多次修改，多次深入当地政府、工地采访，体验生活。编剧一直以现实主义态度创作了《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作为榜样，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们这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复杂的变化，每一天都产生奇迹，产生冒险。我完整地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几乎未经过渡一步迈入金钱安排一切的年代。而且我和老巴尔扎克相似，我也热衷于亲历这个时代，参与过证券投资、房地产，后来又到政府去挂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银子的响声在哪里，我也能听到。我的运气要好得多，起码我在变革的时代最早实现了财务自由，有了财务自由就有心灵自由，可以不看任何圈子的眼色。我一次次地经历，这些东西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成为宝贵的财富。”12

（二）人文主义的关怀

人文主义主张重视人的个性与尊严，一切以人为本。文学即人学，文学创作中，展现人物和挖掘人性的深度一直是创作的重心。同样在影视剧中，“人物”也是最基本的叙述元素，也是贯穿于影视剧创作的核心问题，如宋永琴在《电视剧视象叙事美学》中所说，“‘形象’是指通过艺术概括而创作出的具有具体的、可感的、有审美意义的生活图画。在叙事作品中，形象的主体是人物”13。《人民的名义》的反面人物之所以能够立得住，能够打动观众，与创作者将每个人物都当作实实在在的人这种人文关怀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和性格是复杂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创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用平视的视角将这种变化具体完整地展现出来，以引发接受者的审美情感。

在《人民的名义》一剧中，创作者并非站在法律和道德的制高点去审视戏里的反面人物，而是关注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挖掘人心内心历程的转变。如前文所述，不论是祁同伟还是高育良，抑或是刘新建，他们都有着纠结和挣扎，而他们的转变也是在一步步的抉择中逐步走向堕落腐化的。再如《人民的名义》开头表现的项目处处长赵德汉，这个小时候“穷怕了”的官员，并非一开始就选择贪污受贿，而是从他收了丁义珍行贿的一张五十万元的银行卡后，他的贪欲才被逐渐打开，以致后面想收手都困难。他收钱时“像捡麦穗一样”，然而他有了巨款的他却并非像一般的贪官那样大肆挥霍，而是每天骑电动车来看上一眼就非常满足，从来不敢花，也舍不得花。在此，编剧非常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脱掉了农民朴素一面后的另一种人性的所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由贫穷环境中滋生出的深入人性的自卑与贪婪。正是由于创作者人文主义的关怀，使得观众看到了面对金钱、权力或是美色诱惑之下的众生相，也使得观众在欣赏剧中的人物形象时引起共鸣、引发深切的思考。

（三）用尖锐的戏剧冲突塑造人物

就具体手法而言，《人民的名义》中反面人物的塑造时常是将人物放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来表现其性格，在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形象的刻画。冲突是影视戏剧的灵魂，脱离了冲突就不能写出剧中人物的性格，推动剧情的向前发展。一般而言，戏剧冲突分为两种——外在矛盾冲突和内在矛盾冲突。外在冲突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而内在冲突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在《人民的名义》中，创作者较为常用是外在矛盾冲突，而且常常是一个个的小冲突接连不断，层层推进，推动剧情的发展以至高潮。正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所言的：“一个新手就会把惊心动魄的雷电，一撒手，全部朝人们心里扔去，结果毫无所获，而艺术家则不断放出小型的霹雳，一步一步向目的走去，正好这样完全穿透别人的灵魂，只有逐步推进，层层加深，方能感动别人的灵魂。”15例如，剧中抓小官巨贪的赵德汉事件，丁义珍出逃境外，陈海出车祸，以及后来的一一六护厂事件，摸底山水集团，堵截欧阳菁，抓捕陈清泉等等，大大小小的冲突如同一个个的“小型的霹雳”，将汉东省的反腐行动逐一铺展开来。

性格引起冲突，冲突又反过来表现性格。反面人物因为具有较为复杂又独特的性格，容易使剧中的故事情节构成一种戏剧冲突对立状态下的动态平衡，而正反人物之间交锋也更能展现不同人的性格。如，剧中开篇的一场的戏，李达康、高育良、祁同伟、季康明、陈海围绕对丁义珍是实施拘捕还是双规的问题进行讨论。一场汇报和讨论看似风平浪静，实际却暗潮汹涌，将复杂而又微妙的官员与权力博弈机制刻画得栩栩如生，所有人物围绕这一冲突而开展的博弈，也将每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

总体来看，该剧创作者善于运用尖锐的戏剧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剧中通过不停地设置典型环境，组织种种矛盾以构成戏剧冲突，从而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剧中的反面人物处于不断发展的矛盾冲突的状态中，使得他们的语言和动作不仅是矛盾和冲突的结果，同时又是矛盾冲突的导因。通过这样的手法和方式，不仅赋予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使得戏剧充满悬念，不断地引起观众的注意和好奇，让观众追剧时不知疲倦。

四、结语

总而言之，《人民的名义》作为现象级的反腐巨作，对反面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有目共睹，其中该剧对人物心路历程的挖掘、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人文主义的关怀以及用戏剧冲突刻画人物的方式，对接下来国内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期待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的强势回归，能开创当代反腐剧创作的另一个春天。

① 李朝阳. 电视剧“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误区剖析［J］. 学理论，2011（01）：199.

② 欧阳周等. 美学新编［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1993：66.

③ 姜青山. 论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的人性书写［D］. 吉林：延边大学，2018：6.

④ 周梅森. 人民的名义［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72.

⑤ 周梅森. 人民的名义［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246.

⑥ 弗洛姆著，孙依依译. 为自己的人［M］. 上海：三联书店，1988：200.

⑦ 阿格尼斯·赫勒著，李瑞华译. 现代性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6.

⑧ 罗伯特·麦基（Robert Mc Kee）著，周铁东译.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372.

⑨ 孙立媛. 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形象［J］. 新闻研究导刊，2019（14）：92-93.

⑩ 罗伯特·麦基（Robert Mc Kee），周铁东译.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446.

11 周梅森. 人民的名义［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269.

12 舒晋瑜.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让我离巴尔扎克更近一步［Z］. 《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2017-04-30.

13 宋永琴. 电视剧视像叙事美学［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157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

余国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系硕士研究生。

15 汪流. 电影剧作的结构形式［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