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伟
——同心诗歌研究
一、同心诗歌创作概述
2017年10月13日，中国诗歌学会在宁夏同心县举行授牌仪式，授予同心县“中国诗歌之乡”的称号，这是全国第十三个获得该称号的县，也是宁夏首个获得该称号的县。在中青少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同心诗歌欣欣向荣。诗人们将文化地方性和民族现代性紧密结合，体现出了一种特殊的风格，杨梓对马占祥的诗歌有句评论：“苦守与袒视”①，这也同样适合于同心诗歌。
目前，关于同心个体诗人的讨论还是比较多的，中国诗坛讨论了90后诗人马骥文，宁夏诗歌界讨论了马占祥，杨梓、张富宝、苏涛等人对同心诗歌有相应的评论，多以对比方式呈现。但还缺少专门以同心诗歌、同心诗人为对象的评论。
“以诗歌为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夏诗歌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一点儿也不亚于宁夏小说的成就，只不过在主流媒体的声音与现行的评价机制中，它被严重忽略和遮蔽了。”②作为宁夏诗歌的一部分，同心诗歌更是没有引起重视。本文力图重视地域文学的价值，将其历史性与文化价值彰显出来，将其人文性和学术价值展现出来，目的在于探究同心县当代诗歌在宁夏诗歌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意义在于研究同心县当代诗歌的整体风貌和创作过程。
同心诗人的当代诗歌创作早就随着改革开放而生根发芽，20世纪80年代起，杨少青以“花儿”为中心创作了大量叙事长诗，于1994年出版了花儿叙事长诗《豫海英杰》，2006年出版了新花儿作品集《大西北放歌》。潘春生以种地、打工为脉络创作了大量的生活化诗歌，于2009年出版了《在农历的筋脉上穿行》，等等。但真正的发展是随着《同心》文学杂志在2007年的创刊而开始的。之后，“同心诗社”的成立更是引导同心诗人开始凝聚，并自觉认同“同心诗歌”这一旗帜。
同心诗歌目前主要发表在《同心》刊物以及“同心文艺”和“同心本土诗人（同心诗社）”等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少诗人也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展示诗歌，如马占祥的“半个城”等，同心县诗歌专栏见于宁夏及其他省区的文学刊物上，如青海的《湟水河》在2018年第四期（大雪卷）中的《同心》专栏推出了马泽平、周瑞霞等九位诗人的诗歌等。部分优秀诗作被选登在《诗刊》《中国诗歌》等刊物上。同心诗歌的创作成就不仅在于获得了区内外的认可，还在于它本身努力呈现出来的优秀，如马占祥出版了四本个人诗集，马骥文出版了两本个人诗集，马泽平出版了一本个人诗集，马晓麟出版了两本个人诗集，等等。
《众鸟的翅羽藏在风中》是2019年3月《同心》诗歌专刊刊发同心诗歌的栏目名，象征着同心诗人的诗歌创作现状。同心诗人目前在县文联的带领下以同心诗社为阵地，在《同心》刊物和“同心文艺”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量发表诗歌。目前，同心诗人中发表作品较多的有民冰（马成荣）、马晓麟、谈笑有鸿儒（马鸿儒）、余生成、丁永贤、周占忠、马敦海、雨中印记（杨宗林）、马东清、王学军、马科、马超、张伟、卢三鑫等人。女性诗人有周瑞霞、吴玲、瑶草（张桂萍）、杨桂香、马彩芳、凡姝（马相红）、香山红叶（锁桂英）、田淑兰、陆小梅、马芳、苏芯、马海莹、马存梅、海永霞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提的同心诗歌主要是基于地域的划分，绝未将其上升到风格和流派。
同心诗歌以群体站在宁夏诗歌之中，为他人解读宁夏诗歌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角，展现了地域诗歌的价值。同心诗人的诗歌创作是极为丰富的，总体上是多产的，但个体的作品量还是不够多，尤其是精品诗歌较少。这些诗歌意境优美、取材独特，在语言上颇具匠心，但耐读性不够，鲜有可以代表同心诗歌加以评论的作品，但于表现诗人自己的诗心而言，还是大有意义可言。“对生命的最初时光的贪恋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呈现，无不体现出宁夏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诗意关照，其作品中对普通大众的温情注视以及对善美的崇尚与守护，更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③朴素生活的力量往往震撼人心，同心诗歌也不缺少这些大量表现普通生活中认识和思考的诗作。
同心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令人欣喜。民冰的《悲秋》中表达出了一个诗人在自然中的敏感和深情：“活在世间/幸运的是/体验和见证了/这个世界的动感和光彩/悲哀的是/我没有/复活一棵/草木的能力”。“幸运”和“悲哀”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写下的词语，但是，连缀在“世界”和“草木”之间便是一个诗人的得意了，“复活”一词更是升华了全诗的情感，带有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悲悯意义的问答将诗歌的艺术内涵展现出来了。但是，这首诗歌的极致不仅于此，它的题目是《悲秋》，但它全诗未提一个“秋”字，这正是它展现极大的“悲凉”的深刻。同心诗人的一些诗歌中存在着令人惊叹的精巧，周瑞霞的《角落》展现了一位女性诗人在这样一个创作环境中的心境，“一只蜘蛛和我有同样的喜好/一处避世的墙角/它和我分别占据了上下角/它忙着织就一张寂寞的网/而我等着落入它织好的网中”。“一处避世的墙角”似乎指的是同心这个偏安一隅的小地方，或者是这块不被人注意的文学领地。偏僻并没有给诗人带来荒凉，反而是一份难得的安静，于是诗人“等着落入它织好的网中”，这种心甘情愿是自发的欢喜，于是诗人便在开头点名这是一种“喜好”。这首诗的巧妙就在于让读者陷入开头设置的意象，然后在诗人解释清楚后又不得不再读一遍，从而获得完整的理解，这首短诗的魅力就在于这种挑逗带来的深入理解。还有马晓麟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诗歌，等等。
对于同心诗歌来说，“灯一盏一盏地亮了”。
二、同心诗歌的创作特色
（一）黄土与清水
诗歌的语言无论多么含蓄或简约，归结到底还是需要依托实际事物，但一个事物的反复出现显然是不符合语言的个性的，所以多借助其他意象进行表达。无论是“山”“草”“古堡”还是“村庄”，都是黄土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河”“花”“浴室”还是“河滩”，也是清水的一种形式，这像是一种涂抹不掉的底色，或者可以说是同心诗人的本色。诗人们就在其间享受、挣扎和选择，黄土象征坚实，也带着贫穷，清水象征着清洁，也带着清苦，给诗人以最辽阔意象的同时，也带来无限重复和无限可能，如何精心选择和设计，才能避免它的固有印象，于是展现诗人感官和视角下那个独特的体验，就成了一个容易思考却不容易实现的艺术路线。
黄土，贯穿了历史与现实。环境是一个诗人获取灵感和素材来源最直接的地方，这上面的人和情给了诗人最基础的情感体验，无论是大到黄土高原的环抱，还是小到一抔沙土的拥有，都是基本的架构。“旱天岭”“芨芨草”“红柳”“山”“城”“风”等，都裹挟着历史的洪荒而来，直直地站在你面前。同心，能带来这样感觉的地方太多了。
精神是一个诗人个性表达和风格形成最神秘的地方，无论是自己感悟到的美学,还是书本上得来的哲学，都是可以加工成诗人自己的诗学，这是诗歌创作的动力。从百里清水河的流淌到三升清水的沐浴，象征意义又多了些柔软的部分。“喊叫水”“沙枣花”“水窖”“河”“湾”“雨”等，都满怀着生命的希望对视，悲悯地看待生命的生长与归途。同心，能引发这样的情绪太普遍了。
吴玲写道：“我做了原野上的牧人/你做了山间的清泉/清晨你与我同饮/傍晚你与我共眠/我以为我们相隔世纪/其实咫尺天涯/你不想我流浪/却陪我奔跑”（《牧人》）。诗人放牧即在牧心，通过反复强调陪伴，实则突出了流逝，水的奔跑是从不回头的，但诗人的流浪却充满不舍。分析其创作来源，旷野上流浪而非远足体现了诗人扎根黄土地，这是一种不曾发觉但确实存在的联系，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清泉”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寄托，“同饮”“共眠”这种无法做到的事情恰恰凸显了诗人的向往。从黄土到清水架构起同心诗歌的天地，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同心诗歌创作的典型话语。它们在同心这个地方并不存在对立，反而给文化提供了无数可能性和丰富性。如苦守与袒视，黄土的苦守，黄土的袒视，清水的苦守，清水的袒视，等等，在地域和民族等方面，每一种搭配都有意味深长和意犹未尽的妙用。从熟悉的地方，由生活语言中提炼出来诗歌语言，是“三马”（马占祥、马骥文、马泽平）早期作品涉及最多的题材，也是成长中作家反复书写的素材。从这上面衍生出来的文化新潮和西方美学才有了可能性。最具有典型性的就是马泽平。
（二）沉缄与呐喊
中国诗歌传统，在《诗经》和《楚辞》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地域上和时代上形成的同心当代诗歌显然是立足于中国诗歌文化，其情感和风格都在大文化环境范围里，但又有着自己小小的个性。杨梓提到宁夏诗歌“书写地域而歌咏民族”④。当诗歌具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地域特色之后，才具有独特的审美情感。但关于形成，话语权最大的还是诗人自己。如何真实地表达同心诗人创作风格的形成，恐怕还是要从诗人自己的经历和后期文联的领导说起。诗人本身所围绕的生命性和成长性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形成一股力量时，那种对神秘的探索、追加和理解，是语言诗性的重要来源，是别人所不了解的同心地域文化及民族风俗。至于其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神性以及读者所感受到的人性，是基于神秘语言的组织而深含的韵味。这种从“生”到“死”的系列思考，已经带有了独特的神秘感和艺术感。
沉缄是诗人面对荒原上的一株孤草而产生的对生命意味的思考，是面对城市里的万家灯火而产生的对生活意义的反思。呐喊是诗人面对一株荒草下的荒原而生成的对豪迈情怀的高歌，是诗人面对万家灯火构成的城市而生成的对现代文明的感叹。万般思绪，都是诗人和环境的交互感受，将本来固定的环境写出了不同的面貌。不过，这在诗人个体的表现上还存在着较大差异。马占祥似乎对荒山间站立感兴趣，其诗歌创作往往是荒野之间，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沉缄与呐喊的应用，他可以写出“第一声啼叫从清晨开始/接着/一个个清晨嘹亮而清晰地/从邻居家的大红公鸡口中溅出”（《清晨是邻居家的一声鸡鸣》），“它开一次/生命就被灼伤一次/十二朵依次开放/我甚至看到周围火红的气流/以及巨大的炸裂/透过耳膜直达心房”（《花开的声音》），可以写出“大地上的雷声”，也可以写出“为祖国放歌”。他选择的是那种震破庸常的声音，如果现实没有，那么他便扩大或者制造这样一种巨大的响声，然后突然熄灭，巨大的反差正是他所想要表达的激荡和落寞。马泽平似乎对城市间穿行感兴趣，其诗歌创作多与生活相关，这同样不影响他的沉缄与呐喊，他可以写出“烟囱是独立的/仰望其上/星宿并不言语/只有余光冷彻苍茫大地”（《界河》），可以写出“哦，这是鸽子，这是松木枝，这是墓地/我们手挽手，哭得多么整齐，我们没有台词/到死也没有喊出那个名字”（《呓语》），甚至可以写出《欢歌》组诗。他同样将极致的情感写进极致的诗歌语言中，要么冷漠至死，要么在末日之时微笑。不过，诗人大体还是忧郁的使者，同心诗人写得最多的，还是呢喃般的语言。这种更倾向于沉缄的诗歌创作倾向，一方面是文化使然，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认知局限。
三、同心诗歌的艺术价值
（一）人性与诗性
同心诗歌使评论家们感到最惊奇的地方大概就是它在诗歌艺术语言上呈现出的那种独特气质，甚至能够突破和掩饰语言诗化上的不足。其独特气质体现在语言诗化过程中所呈现的自然与纯真的状态，配合诗人神秘的精神世界，就具有了独特性。也许正是过少地受诗歌体式和韵律的束缚，选择了在无意识的节奏中跳舞和歌唱，从而无限地接近诗歌语言艺术的根本——人性和神性的声音。诗人们将这种无意识声音诉诸笔端，借以表达缄默和呐喊。从情感上来讲，这种声音是诗歌的灵魂和生命。朴素的表达被称为口语性艺术，赵彬在《新诗的语言和形式》一书中提道：“正是激情的力量使语言成为可以脱口而出的口语性艺术，成为诗，因此口语性是诗歌的本质属性。”⑤
语言是自然诗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语言写下来就是自然的诗句。目前，同心诗歌语言中存在着文白驳杂的问题，一些诗句读起来颇有些尴尬。熟悉感的消失源自创作过程的不自然，即一首诗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多次拼凑，这并非自由。对于地方性诗歌创作而言，过度追求诗性，一则存在文化障碍，二则会丧失一部分特性，正是特性的存在——同心方言在诗歌中的存在，才使得同心诗歌有明显的标识感，是“我之所以为我”般的存在。过度忽视诗性，也会丧失其走出去所必需的艺术价值。所幸，同心诗歌注重人性与诗性，在坚持底色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并在韵律、诗体等方面着重培养。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韵律是自由的必然性结果。”⑥
马占祥选择的方法是理论加讨论，从而磨合出一种适合诗人自己的语言。他对诗人的建议是每一个段落的划分、每一个句子的拆分、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去留都是需要仔细斟酌、认真思考的。艺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的，诗歌尤为如此。诗歌创作，尤其是地方性诗歌创作，需要清醒的观察者和领导者，从而诗人可以领会如何促进人性与诗性的平衡。
（二）民族与世界
“一个人，该如何拯救自己？并使生命不再成为那持续陨落的一瞬？……一个民族是他自己的拯救者，也是行刑人/当又一轮新月升起，那庆祝的难道/不再是篝火前闪动的身影？而是虚无？”（《叙利亚之死》）人性的悲悯突破了民族之间那点薄得可怜的隔膜，虽然未曾亲听惨叫，也没有目睹尸体，在诗歌领域仅仅思考同而为人的生命价值，这种以生命为思考对象的高度无声地回答了所有关于民族和世界的争论。因此，同心诗歌在纠结于选择时便有了一个可以借鉴、可以反思的范本。马骥文是90后同心籍诗人，他虽然是一名青年诗人，但是他在“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诗歌艺术探索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在京期间所展现出来的诗歌创作力超越同心本土诗人，其诗歌艺术风格瑰丽丰富，在极大保留着民族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世界眼光。
“我们接触的好期刊还是太少、太迟。”这是同心诗人的感叹。他们在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地域和民族局限后，热切地渴望新的诗歌理论和诗歌作品。同心诗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目标让他们激动不已。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或大或小地踏出了这一步。
除了马骥文以外，其他诗人还处在初步的探索过程中，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他们只是在代入西方符号。这种简单地代入是将西方素材融入自己的诗歌当中，他们将自己对西方世界感觉到的诗性书写出来，颇有一种西方诗的既视感。无缘去西方一游的诗人也会写一些遐想。但是，这些诗歌都是探索性作品，关于同心诗歌世界性的问题，在艺术性和理论性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心诗人对于“世界性”更好的理解应该建立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基础上，更好地承担起沟通当地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地书写外国文化和填写外国符号。
通过马骥文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民族间平等的交流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观察、发现和书写。我用我的语言去书写你的生活，我的感悟才是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民族性是探索世界性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把握好自己的艺术基础，才能在世界诗歌文化之林中迎接那一束不刺眼的光。
四、马占祥、马骥文、马泽平的诗歌
从马占祥的诗歌在中国诗坛名声渐起之后，同心“三马”（马占祥、马骥文、马泽平）开始进入诗歌评论的视野，成为同心诗歌的代表。他们的创作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同心诗歌的特点，并成为引领同心诗歌创作的标杆。
马占祥，1974年生，笔名马茹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理事、宁夏诗歌学会秘书长、同心县文联主席，出版的诗集有《半个城》《去山阿者歌》《山歌行》《西北辞》。
马占祥扎根在黄土高原上，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得热切，他的诗行里满是这片土地上的厚重与真实，在客观白描的书写之下，燃烧着他内心的激情火焰。“马茹子”是他的笔名，其习性从侧面反映了马占祥对自己文化环境选择的解释，甚至说是一种向往。他本人的性情与气质也是从黄土高原的土地上生长而来，具有独特的风情，读他的诗，就能感受到从大山深处裹挟着野性而来的诗风。就像杨梓在《苦守与袒视》这篇序中所言：“他眼里充满着桀骜不驯，脸庞上铭刻着琴心剑胆，胸腔激荡着沸腾热血，匪气十足地行进在龟裂的土地上。他嘴里呼出苍白的狼烟，双手伸向旱死的禾苗，心里流出苦涩的泪水，孤立无助地仰望上苍祈求生命之雨。”⑦《半个城》一书是他早期诗歌的合集，全书分为三辑，分别是《乡间民谣》《爱与歌声》和《又唱散曲》。《乡间民谣》展现了浓厚的乡土人文气息和地域文化氛围，有对宁夏、西天（大西北）的壮阔的抒发，也有对周家河湾村等地方的真实的叙述。还有一些诗是宁夏乡间的歌唱，如《有关西海固》《我在西海固》等。《爱与歌声》主要是对亲人、自然的爱以及对这片土地发生的触碰诗人内心之事的歌唱，如《母亲》《姐姐》《写给丫丫的诗》《怀念一条河》等。题材的丰富和语言的多变，显示了马占祥的诗歌源自一个人突破生活的诗性自觉，此时的他想写什么和写出了什么还是不可控的，“我想勾勒另外半城河山的画卷/却没料想到一下子就提到了人”（《半个城：纪实或叙述》）。他就是得意于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熟稔，知道自己可能还无法写出经典的歌曲，但能写出神性的民谣。“我静在一旁：我写的诗简直是流水账/就像上面写的一样”（《神性的歌谣》）。这种坦诚中带着点诗人的天真和自得。叙事，抒情？是一个诗人在出发时难以选择和平衡的问题，也是我们厘清诗人创作特色的关键点。于是我们就在诗集中仔细寻找，他在跋中作出了解答：“当初的抒情和激情也转变成现在的写实和悲悯。”（《廿年之后不敢称诗人》）⑧。所以，结合诗歌内容，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这一时期的马占祥是以叙事为导向，将情感放在一砖一瓦般的一字一句下，执着地去按响诗歌的门铃。
《去山阿者歌》中诗人保留了乡土的情感，但是在内容上体现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尝试，转变是非常明显的。《去山阿》是诗集的第一首诗，由此可以理解“去山阿者歌”所指之意。他意识到了自己在常年的书写后，面对熟悉山水时的词穷，转而四处寻求新的认识和理解。“我穿黑褂，抱紧拳头/面对石头鞠躬/‘小生有礼了’”（《去山阿》）。这种感悟脱胎于熟悉之后的自觉远离，期待新的视角和理解。他不满足甚至是讨厌《半个城》给他带来盛名的同时带来的局限，他认为自己是具有大视野和大胸襟的人，而不是别人眼中那个眼中只有“半个城”和只能写出“半个城”的人。“岁末年终，我理不胜辞/年初的雪睡在一场雨里/自春而夏，有那么几朵花/在秋季的预言不完全正确”（《今年》）。他不能讲自信的话不代表他在诗歌里写不出自负的回答，同心之大小与他的名气之大小应该是毫无关系的。这种内力促使他完成了诗歌的升级，由拙朴走向细腻，诗歌形式也开始关注理论的紧密，至此，马占祥的诗歌走向成熟。
《山歌行》中的诗歌显示他的诗风已经趋于稳定。比较突出的是两个类型诗歌。一是以时间为前缀的诗歌，体制上较为自由，内容上偏向据实。如《十一月二十八日，预旺镇，沿途残雪》《冬日廿三，黄谷川，与李进祥踏雪》等，在这一类诗歌中，比较清晰的情感是诗人感慨物是人非，故地的变迁和故人的逝去，如：“那些蒿草已不记得我的名号，它们老了，老得仓皇，老得不是我与它们初识时……”“一回头，我们就老了，老得苍翠，老得找不到内心的灯火”。二是以“歌”为后缀的诗歌，如《秋风歌》《旅人歌》《劈柴歌》《城南歌》《晚登山垣歌》《白雪歌》《大风歌》等，这一类诗歌不必有歌的体例，但都是必有歌的心情，是他在“游山归来”后对本土重新“自信”的欢呼。诗人抒发了对物、情以特质为中心的情，多有旷远的想象，有喜有悲，个人情绪是他所挥舞的，令人羡慕。“旷野之上，有诗为证”，他终于完成了对家园的承载与构建，说完“北京太偏僻了”，剩下的便自信地交给读者去补白了。读完《山歌行》和《西北辞》，像是能感受到马占祥背负着黄土地的指望遥看来客和去者，一如既往。
马骥文，原名马海波，1990年生。写诗，兼事批评，先后在《诗刊》《中国诗歌》《十月》《黄河文学》等刊发表诗作及评论若干。出版有诗集《唯一与感知者》《仙雀寺——马骥文近作选》。现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
《仙雀寺——马骥文近作选》收录了马骥文在2015年创作的18首诗。这些诗作体例不一，长则达24个长句，短则4句。他的诗歌形式应该引起人们关注，有些诗里每句二十多字，有些诗里每句二三字，而且相对工整，可见他对语言的熟练运用近乎炫技。诗人的创作是安静的，也带有学府之风的严谨与认真。这位年轻诗人这一时期的喜欢是坚定的，偏向是明显的，他在诗中毫不掩饰地分享自己的虔诚和感悟。他的亲切是有着深厚底蕴的，他将这些底蕴放在那些语言之间，你理解便知道那些华美源自何处，“仙雀寺的尖塔上，响着节日的赞词”（《仙雀寺》）。关于意象的延伸，不会觉得艰涩，反而充满了欣喜，在这个他认为乐园的精神世界里，大家似乎并肩而站，细数那些很有意义的小事情。他对这个乐园的享受如在母亲怀里一般，温柔而且舒适，“你把我抱在怀中亲吻我，亲吻这个世界/我在你柔软细密的胡须中呼吸/在那一天，我们都像是被拯救了一次/平静、渺小，近乎微萤”（《仙雀寺》）。他对自我的解析是极为深刻的，像是凝视着青年裸露的肉体哭泣。这一时期的诗歌酣畅淋漓地将心中的情感大段写出，如地基一般稳稳地放在了他即将建起的诗歌大厦下面。
马泽平，1985年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国诗歌》《朔方》《六盘山》等，获第九届宁夏文学艺术奖三等奖，出版诗集《欢歌》。
《欢歌》是马泽平新出版的诗集。作为一名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的诗人，他的诗歌丰富而有趣，体现的风格也较为明显，即文人浪漫下的古典与现代。《欢歌》共有30首诗，一部分诗歌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较深，多用赋、比、兴的手法，整体上，叙事性语言习惯还是比较明显，如《弦外》中，“此后风月/再也不及当初，我把一檐夜雨/灯下读给你听”。这首诗将诗人的温柔缓缓道出，如同画卷，揉碎在诗篇中的古典字句为他的诗歌增添了不少柔美。一部分诗歌并没有拘泥于西海固的人文地理，而是将目光探索到了世界，如《给布考斯基》《暮春：阿多尼斯的孤独花园》《布拉格广场》等，这类诗歌引入了外国元素和哲学命题，虽然诗人从未涉足异域，但这并不影响他将诗歌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在外国地域遥望中国文化，场景角色的置换使读者产生不一样的感悟，如“下午的时候，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先生/用食指敲了敲椅背和桌面/他点了两份咖啡/他把加了小块砂糖的那份/递向留出来的空座位/时间还早，足够他完成想象：古老中国……”（《布拉格广场》）。“熟悉”和“陌生”，这是诗人在《未完成的思考》一文中提到的关于灵感来源的解释，也符合读者的阅读感受。正是由于这样的认知，才促使了诗人进行不断的自我认知。“于是我又想到了先知，他一定是在人群深处，重新认识了自己，因此他才能读到某些信息——庸常生活所掩藏着的诗意。”⑨马泽平的诗歌相比于马占祥和马骥文的诗歌来讲，更加贴近大环境下的审美，一个诗人创作也许不必在某方面特别出色，还可以在生命和生活的纵向和横向之间寻找美感和诗意。
马占祥、马骥文、马泽平三人在诗歌创作上走在了同心诗人的前列，每个人都在诗歌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认识自我、突破本我、实现超我的道路上脚印渐深。道路尚远，未来可期。
五、同心诗歌创作的问题和未来
在当代语言环境下，文学语言被边缘化，尤其是诗歌语言，诗歌创作突破的内力和外力大大削弱，使得一个诗人的成长极其艰难。没有文学批评的尖锐带来痛感，也没有诗人互辩的热烈带来反思，诗歌创作便陷入了可怕的舒适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同心诗歌的成就更多的是建立在现代媒介的发达之上，它还存在着许多不足。
重复。由于诗歌创作来源相对狭小，同心诗人还没有学会从生活中提炼诗化语言，或者形成自己的语言诗化特征。多是从已有的和显现的素材中选择，尤其是同心县典型事物，有代表广博的荒原，有代表清洁的清水，有代表希望的雨，等等。还有一些口号性语言，如“同心同德建同心”等语句大量重复在不同诗人的不同诗作中，纷乱表象之下，体现了同心诗歌的创作活力不足。
直白。口语化语言是诗歌的基本特质，但是，这导致了误解，使得大量日常口语和诗歌语言交杂在诗歌当中。诗歌并没有因此表现出诗人所希冀的自然风格和地域特质，反而拉低了其作为文学的一种应有的艺术水准。如“同心，……/同心，……/同心，……/我们，……/我们，……/我们，……”等，理解其作为朗诵的一种，但是不能理解其随意拼凑。诗歌，并不是将想到的一段话打散成诗行，而是字斟句酌，写出诗歌的语言，在这一点上还需要大量的练习和改变。
失衡。平衡是马占祥对同心诗歌创作讲了很多次的一个词，表现在长句与短句、人性与诗性、民族与世界等各个方面，针对的正是同心诗歌中所存在的不足。所有的“推翻”都是建立在新颖的探索和成熟的实验上的，而不是刻意标榜自己个性的外在形式。新诗虽然自由，但其体例、韵律等仍然是一门科学，即便创新，也应该是建立在熟练运用传统方法之后。
同心诗人的创作是扎根在西海固土地上的，无论是精神内核、人文情怀还是文学梦想，都有着浓重的黄土底色，这是区别于其他地域诗人最主要的特征。马占祥诗歌在地域特征上的突破和马骥文在民族文化上的深化都昭示着这片土地上的诗歌拥有着巨大潜力和无限可能。无论是在同心写诗还是写诗给同心，诗人能够做的，可不是“贩卖荒凉”。我们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写意风格影响太深了，以至于在读同心诗歌时会莫名地期待它会有词约义丰的表现，实则不然，西海固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文学之花本来就是直愣愣的好看。也许这种诗的语言不如古典诗词那般好看，但是同心诗歌的欣赏本来就不仅仅是在屋子里，当坐在黄土上，它的味道就浓了。我们的过度“期待”反而是一种偏见，误解了它的创作语境和解读环境。尊重诗歌创作的自由，尤其是避免艺术的绑架、错位的交流，至此，我们笔下的地域和民族才会有生命。“这种‘乡土’清新、陌生、真实而富有生气，它在很大程度上祛除了‘乡土’那些纷繁复杂的象征意味，而更接近于乡土本身。”⑩当然，对待同心诗歌，诗歌欣赏和成就评价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就艺术角度来看，它的魅力除了体现在学术和人文上，更主要的是它是地域上的民族的一种记忆档案，希望它能够沉淀着更多情感、保存着更多历史，等待当代和后代细数其中的美好。
同心文化的“黄土”并没有写尽，灵感的“清水”还在源源不断流淌，同心诗歌的翅羽必将借着风飞翔起来！
① 马占祥. 半个城［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1.
② 张富宝. 宁夏文学六十年：历史、现状与问题［J］. 朔方，2019（10）：160.
③ 郎伟等. 宁夏文学走进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专题研讨会发言摘要［J］. 朔方，2018（7）：14.
专题·同心
④ 杨梓. 宁夏诗歌史［M］.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5：001.
专题·同心
⑤ 赵彬. 新诗的语言和形式［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72.
⑥ 赵彬. 新诗的语言和形式［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189.
专题·同心
⑦ 马占祥. 半个城［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1.
⑧ 马占祥. 半个城［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193.
专题·同心
⑨ 张富宝，郎伟. 论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心理［J］. 宁夏社会科学，2011（05）：165.
马伟，宁夏大学人文学院2016级汉语言文学（教师教育）专业毕业生，宁夏同心人。
专题·同心
⑩ 张富宝，郎伟. 论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心理［J］. 宁夏社会科学，2011（0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