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怀福

——以《全彩西方雕塑艺术史》为例

阅读这本精美的书籍，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籍的艺术家惊人的艺术创作成就，令我叹为观止。那一件件技艺精湛的雕塑作品，构成立体的文化精神盛宴，冲击着我的双眸和心灵，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艺术审美享受。

不过，在看到多纳泰罗的《大卫》、切利尼的《珀修斯与梅杜萨》等作品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心里发紧，不寒而栗。这些作品与二维空间的绘画艺术不同，与精巧细腻的工艺美术不同，与庞大而实用的建筑艺术也不尽相同。这些雕塑作品在三维空间里，毛糙坚硬的石头，冰冷黝黑的青铜，已被艺术家制作成立体的圆雕，鲜活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愫的人物，赋予了作者的思想智慧和艺术追求，主要是供于人们艺术审美的，因此，给欣赏者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力。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各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都无法避免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但能像西方这些雕塑家直截了当、惊世骇俗地表现暴力题材的，而且还被大多数民众接受，比较少见。这一点，与东方的艺术作品风貌和文化美学，存在很大的差别。

然而，或许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风尚不同，艺术理想、艺术态度不同，美学观念、美学趣味有别，我从这类艺术审美对象中窥视到西方文化渊源的河流中，流淌着较为浓郁的崇尚暴力倾向的暗流。

如文艺复兴时期，多纳泰罗的《大卫》，突破了中世纪教会的禁规，塑造成一个全身裸露的少年。这是古罗马时代结束之后的第一件裸体圆雕，它再次体现了米开朗琪罗的创新精神。这件取材《圣经·旧约》故事的作品，其历史地位、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是毋庸置疑的。身体成“S”形曲线的大卫，正在低头进行深刻的思考。他将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似乎通过战胜敌人发现了自身的无穷力量。这种对自身价值与力量的肯定，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同样是文艺复兴时期，为了超过多纳泰罗40年前制作的同名雕塑作品，委罗基奥从多方面对《大卫》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大卫”穿上了无袖短皮上衣和裙子；手中的武器由长剑换成了短剑；除了具有文艺复兴的理想标志——沉思中的人之外，作品还具有另一个标志——行动中的人。委罗基奥在形式上强调的是运动，而非多纳泰罗的宁静和放松。文艺复兴时期，切利尼的《珀修斯与梅杜萨》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珀修斯姿态豪迈、潇洒，一手高举着梅杜萨的头颅，一手持刀，左腿弯曲，重心落在后腿上，呈放松状，加之略为低垂的头部，生动地表现出人物在结束紧张战斗之后的轻松。他脚下还踩着恶魔女妖的躯体。可以设想一下，在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不会有哪位艺术家“敢于创新”制作出类似的雕塑，以传达他的审美情趣。

或许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社会风尚、题材故事、审美情趣的变化，17世纪以后，赤裸裸地表现暴力题材的雕塑作品就比较少了。即使19世纪的《提修斯和怪兽》，与以上列举的雕塑作品不同，有了很大的变化。《提修斯和怪兽》是卡诺瓦的一件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的雕塑作品。它描绘的是雅典王子战胜半人半马的怪兽米诺陶的故事：提修斯左手捏住怪兽的脖子，右手扬起木棍正要下落，显示出了提修斯体内蕴藏的英雄气概和无限力量。这件作品似乎是个具有非凡意义的过渡，它更契合历史的道德、文明的理想，人物主体所挥舞的不是剑戟，而是棍棒；他要打杀的不是自己的同类，而是异类怪兽，整个艺术氛围温和了许多。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无意忽略西方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仅是透过些许暴力题材的小小切口，凸显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旁证也很多，譬如在十分发达的西方悲剧中，莎士比亚的悲剧，往往是剑戟铿锵。再譬如决斗这个古老习俗，自古罗马始源远流长，成为一种法律制度、文化风尚，直到19世纪初才被彻底废除。其间，骑士、贵族和普通人，动辄为司法、荣誉、政治、利益等进行决斗，拔剑相向，生死相搏。还有斗兽场，斗牛的风俗之类。

而在西方的绘画中，则会呈现出另一种风貌。

19世纪的《萨宾妇女》，反映了1794年7月法国大革命失败后作者大卫的真实思想和感情。画面以高耸的城堡为背景，前景的两边是刀枪林立、两军对峙的战场，中间是一群萨宾妇女，她们带着孩子苦苦地哀求自己的父兄停止这场战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表现了法国大革命中巴黎街垒战的场面，歌颂法国人民保卫共和，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德拉克洛瓦的《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柯勒惠支的《农民战争·爆发》等这些带有暴力色彩的画面，大都属于历史画，描绘了战争和起义的瞬间场面，是集体群像，其暴力倾向不会像人物圆雕那样突出。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的《愤怒的美迪娅》中的恐怖悲剧，则比较少见了。

在东方的艺术作品中，尤其是以描绘山水景物为主的中国画，以宗教佛像为主的中国雕塑，几乎看不到那样刀锋凌厉的作品。中国现代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八幅浮雕，描绘了近现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人民革命的典型画面，展示了英雄的群像；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纪念雕塑创作，也是以正面的集体群像为主，书写英雄主义情怀；即使展示个人英雄的圆雕，也不会放置在暴力和恐怖的背景中。

当然，西方文化中崇尚暴力的倾向，有多方面的根源和复杂的原因，而暴力的形式、暴力的危害和后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西方文化源头古希腊、古罗马及基督教经典《圣经》对文学艺术、文化的影响力，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话又说回来，暴力倾向毕竟不是主流，因为人类的“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人类同自己的暴力倾向作斗争的历史”，否则，这个民族、国家，就会灭亡、消失。正如假恶丑与真善美同在，野蛮和暴力，也总是趋向文明、良善、救赎、和谐、爱与希望等。就是多纳泰罗，也有另类浮雕《圣母玛利亚与圣婴耶稣》的温馨，圣母紧抱着圣子，舐犊情深，优美而动人。《圣经》主题人物，在不同艺术家心中的艺术形象也各不相同，米开朗琪罗心中的《大卫》，表现的却是一个正准备投入战斗的英雄形象。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如当代著名作家阿来所说，明清小说基本都是在写人与人的关系，习惯去挖掘人性的恶和卑劣。而古代诗歌、散文主要是正面宣扬真善美的，洋溢着满满的人性的温暖和人情味，是儒释道文化的精髓所在。

在思考恶的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善。正义的战争是为了和平，英雄的价值在于消除暴力、制止争斗，驱邪为民、匡正社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那是一种平和优雅、含蓄蕴藉的诗意生活。这正是我们美好的憧憬。

解怀福，宁夏作协会员、永宁县文联名誉副主席、县作协名誉主席，出版文学作品集《仰望星空》。